“我女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我来看看她。她托福考得不错，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张炳祥骄傲地说。
“是吗？”我吃惊地说，“恭喜，恭喜！”
“雷默，”张炳祥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女儿是去年东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
“炳祥，你真行！”我敬佩地说，“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哎，”张炳祥叹息一声说，“我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做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官场上的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官场上的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谁不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炳祥，”我伤心地说，“你刚才说官场上的人都被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这个粘滞的圆球是什么？就是领导的眼睛，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以领导的眼光来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被领导肯定的目光才是受‘尊重’的目光，为了这种‘目光’，我们迷失了‘自我’，迷失是一种常态，是‘正常生活’，只有‘迷失’才可能麻木地活着，因为领导的目光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图腾。”
“深刻，兄弟，这就是身在官场的悲哀，人们既离不开权力，又觉得权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被权力评价着，或被权力支配的人评价着，这种评价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更决定着社会的本质，意义是权力规定的，人们在权力的关注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那一大团粘滞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黏黏糊糊地活着，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