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
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班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将疑吗？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