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
苏轼被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诬陷，锁拿入京，投进大狱，整个朝野都对他喊打喊杀。但章惇面对满朝的舆论压力，还是选择抛弃政见，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救苏轼一命。
宰相王珪歪解“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句诗，跟神宗说苏轼以龙影射皇帝，有讽刺之意。危急时刻，是章惇站了出来，说“龙不一定指君，也可以指臣”，把王珪堵得哑口无言。
退朝后，章惇拦住王珪诘问道：“相公今日是想行灭绝之事吗？”
王珪心虚，哼哼唧唧地推卸责任：“那些话都是舒亶说的。”
章惇冷冷讽刺：“那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王珪语塞，无言以对。
后来苏轼出狱，被贬到了黄州，对章惇的出手相助表达了谢意：
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苏轼被贬黄州后，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明明有那么多的人，可他们都只朝着自己的方向匆忙地前进，没有人关心、顾及他，除了血脉相连的弟弟，唯有章惇会苦口婆心地“极口见戒”，会摈弃世俗成见，赠给他钱财和药物，还会在去湖州任职时，专门给他写诗说“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就是这么一个杀人如麻、冷血无情的章惇，却一次次对遇难的苏轼伸出援助之手。
后来苏轼被召回京，二人于东京再度聚首。章惇袒腹而卧，摸着肚子对苏轼开玩笑：“子瞻，你看我这肚子里都有什么？”
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
章惇听了，爽朗大笑。
你看，哪怕到了元祐更化，他们还是一对可以相互勾着肩膀的好朋友，章惇常劝苏轼戒口孽，可他又何尝不是心直口快之人？不论是当年的“子定不如我”，还是如今的“都是谋反的家事”，类似的话他们都可以在对方面前毫无顾忌地说出。
只是谁都想不到，后来老天会给他们开上那么大的一个玩笑，在人生这场浩**而残酷的逆旅中，让两个原本可以比肩共行之人，到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形同陌路，就连生死也无关。
命运可实在是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