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变法失败。
这些年来，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又好像什么都已经改变了，他成了铁血的政客，与当初的自己渐行渐远。
他忽然想起了苏轼，那个曾经与他拍案叫嚣的年轻人。
其实他知道苏轼不是守旧派，而是一个温和改革派。但自己的改革方案是法家的霸道，讲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苏轼的改革方案是儒家的王道，提倡“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很难说谁对谁错，但他把苏轼赶往地方为官的这些年，苏轼一直都在“因法以便民”，将新法用他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力图将其对百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或许，人也只有在冷静过后，才会想起自己曾经的失当之处。
他与苏轼，本就是误会，大丈夫应当不卑不亢、能屈能伸，哪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始终还是要大气点才好。
所以在元丰二年（1079），苏轼身陷乌台诗案，他虽远在江宁，可仍然驰书营救，还发出了那震耳欲聋的一问：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其实他是喜欢苏轼的。
但不一样的是，他已经活得太久，厌倦了这个世上无尽的烦扰，而苏轼还带着初生牛犊的色彩，就像张白纸，干净得不染尘埃，这样单纯的苏轼让他怎能抗拒？
据说，苏轼在黄州谪居时，每有佳作，王安石总会先睹为快。当时一旦有客从黄州来，王安石都会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客人带来了苏轼《胜相院经藏记》的手稿，说是苏轼醉宿临皋亭，酒醒后的即兴之作。
他闻言欣喜若狂，连忙叫客人从船上取来，就着月光细细品读，嘴上还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
读完后，他又指出有一字用得不甚稳当。客人恭请指正，他挑出其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这句，认为不如改成“如人善博，日胜日贫”。
后来苏轼得知此事，抚掌大笑，遂听从王安石之言，改“负”为“贫”，二人当年多有嫌隙，可仍能诗酒年华，就仿若当年的欧阳修和张方平，可谓君子之交，如饮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