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这封奏疏，一来在措辞上对章惇处处提着小心，二来是跟着无数弹劾章惇的奏章随大流似的递上去的，乍一看并不起眼。
但是，仅五天之后，章惇就被贬知汝州，这任谁去看，都会觉得和苏辙的这封奏疏有莫大的关联。
而恰在这个时候，苏轼上了一封匪夷所思的奏状《缴进沈起词头状》：
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这封奏疏上于元祐元年（1086）三月二十二日，此时距离章惇被贬还不足一个月，苏轼在文中指责王安石时期边臣为谋求军功，蓄意挑起战争，其中就点名了“章惇以五溪用”，说他们这些所谓的战绩都属于草菅人命。
苏轼向来反战，这封奏疏对他来说，不过是指出一项他一直以来看不惯的事情，或者说是对事不对人而已。甚至真要算起来，当年章惇招降五溪边民，苏轼还夸他此举是“近闻猛士收丹穴”“功名谁使连三捷”，完全是一副赞赏称颂的口吻。
但是，在元祐的政治环境下，每个人都在走极端，他既然上奏反战，那么就不得不提起新党的所有人。倘若他把王韶、熊本等人都提及了，偏偏漏了个在荆湖闹出那么大动静的章惇不说，那么以他们朝野共知的交情，瞎子都能看出来苏轼是在故意徇私情了，那样不但会不利于章惇，反而还会引火烧到自己身上。
但章惇不会这么想，这就注定了两人最后的决裂。
元祐元年十月，章惇上书，以侍奉八旬老父为由，希望可以去扬州。
朝廷一开始批准了，苏辙还撰写了《章惇知扬州》的制诰，文中对章惇一番夸奖，只是这项任命被朔党、洛党拦截，章惇都走到半路上了，又被赶了回去，改为提举杭州洞霄宫，仍禁锢在汝州，算是从枢密大臣一下跌落成一个闲官。
他只好自嘲：“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恰恰在这个节骨眼，苏轼给章惇去了一封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
当年章惇曾经给苏轼写过“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两个人约定一起归隐田园，所以章惇被贬后，苏轼想安慰好友，就说：你太幸运了，可以提前归隐了呢，我好羡慕呀！
如果章惇真的成功移知扬州倒也罢了，可问题在于，他这不是被赶回汝州去了吗？那苏轼的这封信，在章惇看来不啻杀人诛心，他和苏轼积淀多年的友情，终究是走向破灭了。
那年是元祐元年（1086），章惇和苏轼形同陌路。可值得玩味的是，《归安丘园帖》的原件，却被章惇妥善保存。直到今天，这封象征他们友谊的苏轼真迹，依然安静地尘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