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绍述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在扬州还不足半年，就被太皇太后以兵部尚书兼侍读的身份，召回了汴京。
他还朝不久，就被提拔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这么一长串的官位和兼职，就是苏轼一生仕途的顶点。只是因苏辙如今位列副相，作为兄长的他理应避嫌，所以就一直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
不过苏轼并不在乎能不能当宰相，他甚至连京城都不想再待，而是一个劲儿上书乞郡，希望太皇太后可以把他外放为官。
但太皇太后却无比固执，因为这次她把苏轼召回来，是有深意的。
就在这一年，宋哲宗大婚了，这代表着皇帝已经成年，可以上朝亲政了。但是，太皇太后不但继续垂帘，大臣中也没有劝太皇太后撤帘还政的。这一切都被少年皇帝看在眼里，他虽缄默未言，但怨恨已在心中悄然滋生。
当年元祐更化，旧党唯太皇太后高氏马首是瞻，却对幼帝视若无睹。小皇帝高高坐在皇位上，却像个被众人操控的提线木偶，这种针对太皇太后、元祐大臣的埋怨，在八年里不断积压。终有一天，雏龙长大了，要冲破缭绕的云雾，腾空在九天之上。届时，曾经忽视他的每个人，都要承受这只巨龙愤怒的代价。
关于皇帝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太皇太后也隐隐有所察觉。她孙子身上流淌着的是他父亲神宗皇帝的血液，那种高傲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不但继承了先帝的勃勃野心，还有那份不堪羁锁的桀骜不驯。长达八年的囚笼早已让他心生怨愤，只是他隐忍不发，有再多的不满也从不宣之于口，而是沉默地等待着夺回属于自己权力的那一天。
宋朝就算再开明，到底也还是君主集权制的国家，皇帝就算再不好，你除了规劝他几句，还能怎么样呢？
面对小皇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叛逆，太皇太后越发不敢还政，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苏轼的身上，因为她记得，在元祐初年的诸多帝师中，皇帝似乎只对苏轼还留有好感。
所以，这次苏轼回京，虽然挂了一堆的头衔，但太皇太后真正让他负责的，还是“侍读”，希冀他能将皇帝重新拉回到正途上。
在早年间，宋哲宗对苏轼确有好感。在苏轼任职杭州时，宫中派来使者，在私下里送了苏轼一斤茶叶，说这是临行前，小皇帝特意在私下给他的，还专门说“赐予苏轼，不得令人知”。可见这时，皇帝虽对祖母和旧党不满，但苏轼却并不在其列。
但是，人终究是会变的，自苏轼元祐四年（1089）离开京城，他和皇帝已阔别三年，就算回京述职时见到，也是匆忙见一面。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改变一个人，曾经相亲相爱的师徒，早已不知不觉地出现了隔阂。
时隔三年，苏轼再次坐在讲堂上，可他那套“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的主张，皇帝已听不进去。苏轼能隐约感受到，皇帝真是越来越像他的父亲神宗了，而且在性格上更加刚愎自用。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感情一旦破裂，就永远也无法修补得毫无间隙。可苏轼就是不要皇帝走上歧途，他想要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元祐治世。
所以，在元祐八年（1093）五月七日，他向皇帝题了一封《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在这篇讲义中，他对中唐名相陆贽推崇备至，说这个人文采、能力都远超常人，只是遇到了不听忠言的唐德宗，这才导致一生未立寸功就草草结束，不然唐朝早就中兴大治了。
苏轼的原意是希望宋哲宗以唐德宗为戒，不要刚愎自用，多去倾听大臣们的想法。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宋哲宗被压抑了整整八年，异常敏感的他听苏轼这么一讲，立刻就对号入座，心想：你苏轼自比陆贽，这不就是在讽刺我是唐德宗吗？
面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的皇帝，苏轼深知已无力回天，于是继续向太皇太后请辞，希望可以放他去地方上当官。
而恰在同一时期，有两个对苏轼来说最重要的女人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