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二年（1099）的某天，苏轼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夜登惠州合江楼，却发现有一人乘着夜色，驾鹤而来。
苏轼定睛一看，发现那人竟是已故去多年的韩琦。
韩琦对他说：“我如今位列仙班，管领天上要事，故来相报，你北归中原，当不久也。”
他刚想说些什么，就睁了眼，发现自己还在儋州的小破屋内，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只是梦境而已。也对，自己可是皇帝的眼中钉，还北归中原，怎么可能？
但有时候世间的事真的出人意料，原本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居然成真了。
元符三年（1100），年仅二十四岁的宋哲宗说死就死，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端王赵佶捡了个大漏，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
宋徽宗登基后，章惇失势，不久被贬为武昌节度使，谪去潭州居住，而新任宰相不是别人，正是韩琦的长子韩忠彦。
有人预感到朝政风气将要大变，就写信通知苏轼，说他可能不久就要起复了，但苏轼却非常卑微，说只要能让他回到惠州去居住，就很满足了。
可能是唾手可得这种事在他身上基本没发生过，所以每次在得到前都让他有种一拍两散的恐惧感。又可能是因为在南荒的时间过得太久，他总这样不停地失望失望再失望，慢慢地也就无所谓了。
元符三年，宋徽宗大赦天下，诏苏轼迁琼州别驾、廉州安置。
这就相当于要为他平反的前奏了。
本以为自己会客死海外，没想到还有生还中原的一天，苏轼觉得老天待他还是不薄的，于是告别儋州父老，踏上了回家的路。在临走前，当地的黎族土著们携带着土特产，红着眼眶，哭泣送别：“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相见。”
苏轼转身回头，看到那些定格在他身上的目光，也是心头一涩，眼里含了满满的热泪。
他知道，此生与这些人怕是不复相见了，这些可爱朴实的乡民在自己陷入人生的最低谷时，带给了他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有他们的陪伴，就算自己真的客死在了儋州，又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渡海后，打算借道雷州走陆路至廉州，在这里他见到了“苏门学士”之一的秦观。
秦观是他最爱的门生，这些年来章惇执政，他作为苏轼的弟子，自然也遭到牵连。多年的贬谪生涯，已经让他看开了生死，不再汲汲于富贵，还写出了一篇《自挽词》。
苏轼看着这个已然老成的弟子，调侃道：“我常担忧你看不透这些道理，如今又复何言？”
苏轼和秦观相别，继续行路。只是苏轼没想到，不久秦观也被召还，回程途中天气炎热，他口渴向人讨碗水喝，等人把水送来时，他已面含微笑地离世。师徒二人在雷州的会见，竟成了最后一面。
苏轼在诀别秦观后，于七月初四赶到廉州合浦，但朝廷又很快诏下，让苏轼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
这个命令相当于免去了苏轼的犯官身份，他启程继续北向，到九月份，抵达广州。他本想着从广州翻越大庾岭，到吉安登陆，再从长沙转去永州，但这时朝廷又下诰书，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
哲宗初年，苏轼被贬，是数日之内三改谪命，如今到了徽宗初年，又是数日之内三改调命，尤其是这个任便居住，算是合了苏轼的心意，代表着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处了。
到了年关，宋徽宗采纳韩忠彦等臣子的建议，认为元祐、绍圣的朝政都有偏失，如今新帝登基，应该不偏不倚，新旧并用，消弭多年来的党争，故而将年号改为“建中靖国”。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度过大庾岭北归，这代表着他离开了岭南地界。
据说，苏轼在翻越大庾岭途中，去到一家村店投宿。
店家是个老翁，见苏轼气度不凡，就问旁边的仆人：“这个大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面上露出喜色，连忙向前，给苏轼作了个长揖。
“我听闻有人千方百计地害您，如今北归，真是天佑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