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的两年任期已到，该回京述职了。
当时朝堂上的左右二相，是吕大防和刘挚。其中，吕大防是个没有主见的老实人，所以真正拿实权的人是刘挚。
刘挚是朔党的领袖，元祐初年党争的获胜者。自从程颐、苏轼罢去后，朔党在朝廷上一手遮天，就连朱光庭、贾易等原洛党成员，都投靠到刘挚旗下，成了朔党的爪牙。
所以，苏轼自知，他这次回京述职不可能风平浪静，刘挚不可能坐视自己这个“蜀党领袖”回到汴京和他争权夺利，只要自己还朝，来自政敌的劾章一定会接踵而至。
其实，自从乌台诗案后，苏轼就对仕途没有了留恋，即使在元祐初年，他正蒙太皇太后的圣眷，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也依旧没有重新点燃他对政治的热情。
以前书上总说，苏轼的哪首词抒发了他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云云，但实际上他后期所做的事已经让人感觉不出他对政治的热情。在元祐年间，他似乎一直都想着把报效国家这种事交给弟弟苏辙去做，而他自己就学学白居易，去江湖上当个闲散翁，多好。
元祐六年（1091）三月，他被太皇太后的谕旨召回，在从杭州至京城的路上，他想起自嘉祐二年（1057）入仕以来，此身仿佛已非己有，总是在为国为民的路上疲惫奔波，这人生可真是宛如一场身不由己的旅行，只是作为迷路的行人，却不知何处才是歇脚点。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其实苏轼本就不该从政，他和范仲淹、王安石不一样。那些人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此生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来的，而苏轼更像是在随波逐流，他为国为民所做的那些事，从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政治抱负，而单纯只是因为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不忍见百姓受苦。
他从没想过改变世界，也讨厌被世界改变。像他这种人，就该任性地恣意在江湖之间，什么也不能束缚他。只是在那个时代，入仕是读书人唯一的路，所以他的人生在一开始就被牢牢枷死了。
苏轼在回京途中，就三番两次地上疏，请求朝廷放他去南都，或者在扬、越、陈、蔡四州中，随便让他去哪一州当知州都行。
但太皇太后不打算放过他，早在正月，她就算好了苏轼回京的日子，要给他一个吏部尚书的位子，也就是掌管官员升迁的“天官”，只是因为朔党的阻挠，这才在之后不得不改成翰林学士承旨。
现在经常有人说，苏轼能那么飘，全是因为他有个当宰相的弟弟。其实严格来算，苏轼的官职一直都压弟弟一头，直到元祐年间，苏轼无意升官，太皇太后把本该给苏轼的殊荣补偿给了他弟弟，这才让苏辙在元祐六年（1091）以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第一次超越了他哥。
苏辙成功位列宰执，如今又有一个可能进位宰相的苏轼回京，他们兄弟二人，哥哥是才高八斗、四海闻名的内翰，弟弟是工于心计、办事老成的外相，倘若联起手来，蜀党重新崛起，进而取代朔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面对苏轼的这次还朝，朔党众人如临大敌，势要阻拦苏轼的拜相。
果然，就在苏轼回到汴京后不久，御史贾易、赵君锡的弹劾奏疏就递上了太皇太后的几案。他们用起了当年李定、舒亶之流的故技，污蔑说苏轼曾经听闻先帝身殒，不但不伤心，还写诗庆贺，这简直是悖逆大罪。
他们说的这事，是在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扬州竹西寺游玩时，写下的几首小诗：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易和赵君锡检举，说苏轼在元丰年间被贬黄州，因而对先帝怀恨在心，所谓“山寺归来闻好语”，显然是听到了先帝去世的消息，他幸灾乐祸，觉得这是“好语”，足见其人大逆不道、无人臣礼。
按照规矩，这种弹劾的奏章，要在延和殿交给大臣讨论，作为尚书右丞的苏辙，自然也在其列。
现在，既然有人弹劾老哥，苏辙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他在讨论中表示，这诗他知道，那天他哥去扬州竹西寺，看到有十来个父老百姓聚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个人双手加额说：“好个少年官家。”苏轼听到百姓夸赞新帝，很是高兴，才写了那句“山寺归来闻好语”。
苏辙的辩护逻辑通顺、条理清楚，还有意无意地拍了现任皇帝的马屁，太皇太后听了不疑有他，认为就是御史们在小题大做，很是生气地说：“贾易排击人太深刻，须与责降。”
本来，这件事都揭过去了，等苏辙下朝后，立马就去找老哥通气，说：如果皇帝和太皇太后问起，你就按照我今天说的这样回答。但苏轼不想骗人，就上了一封《辩题诗札子》，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当初为啥要写这首诗。
原来，苏轼在南都知晓了神宗驾崩的消息，是在元丰八年的三月初六，但这首诗却是在五月初的扬州竹西寺写的，前后时隔长达两个月，怎么可能有庆贺先帝驾崩的意思？所谓“山寺归来闻好语”，一是因为当时朝廷允许他可以归耕常州，二是淮浙地区遇到了丰年，庄稼收成不错，他一时兴起，才写下了这首诗，就抒一下情而已。
太皇太后看了苏轼的解释，深信不疑，认为就是贾易等人在寻衅滋事，但对于大宋台谏，她也不愿得罪。毕竟统治者就算不怕谏官，也是会怕舆论的。
当时朔党掌控台谏喉舌，煽动舆论，围攻苏轼，就算太皇太后知其清白，也很难制止舆论对苏轼的围剿。而吕大防干脆劝太皇太后，说苏轼如果留京，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不如把苏轼和贾易一起罢出东京，一了百了。
太皇太后叹了口气，她知道吕大防的话是对的，如果继续强行把苏轼留下，反而害了他。
元祐六年（1091）八月初五，太皇太后诏下，让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去他老师欧阳修家的颍州，当个太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