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个没多大政治野心的人，在元祐年间，他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官居正三品，上有太皇太后的信任，下有蜀党群臣的拥护，就算他真的想当宰执，那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是，他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料，就想把宣麻拜相的机会让给弟弟苏辙，而苏辙也没有辜负哥哥的期望，从元祐元年（1086）的起居郎，一路平步青云，终于在元祐七年（1092）做到了门下侍郎，也就是副相，若非遇到了绍圣绍述，恐怕当宰相也是迟早的事。
看着弟弟官运高升，苏轼再无留恋，于是就把自己比作唐代诗人白居易，希望自己可以“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当一个江湖闲散人。
想当年，白居易和他都被贬谪，都耕耘了一个东坡，被起复后，又都是先知地方，再任郎中、中书舍人，他们命运的轨迹是何其相似。也许从白居易的身上，他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参照，能让他的余生不再仓皇。
历史上的白居易，于声名最盛之时放弃了入堂拜相的机会，去了苏杭担任刺史，之后又退居洛阳，度过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晚年，这让苏轼心中十分向往：
微生偶脱风波地，岁晚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这时的苏轼早已厌倦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在这些年里，朔党一直希望可以搞掉苏轼，但因太皇太后的护佑，他们每次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朔党转变了策略，正所谓欲伐大树，先去枝叶，既然苏轼暂时对付不了，那就把目标对准他身边的人。
在元祐初年，苏轼的门人秦观、张耒、黄庭坚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来自朔党的攻讦。
尤其是在元祐元年，当年因乌台诗案被谪岭南的王巩北归，苏轼对这位朋友心中有愧，就推荐他为官。但没想到王巩因和苏轼走得太近，遭到了朔党的迁怒，他们连番上书，说王巩是奸邪之人，还给他扣上了一项“离间宗室”的罪名，以致其最后被贬扬州。
身边人一个个被牵连，这让苏轼感到愤怒，同时又让他明白了，只要自己还处在这个朝堂之上，这些是是非非就永远不可能了结。
那就不如学一学白居易，离开庙堂，回江湖吧！
他上疏太皇太后，将自己这三年来的所有遭遇，包括所谓蜀党是什么意思，自己是如何与朔党、洛党结怨的，等等，都陈情得清清楚楚，只希望朝廷可以放他外出为官，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太皇太后还想挽留他，不想放他去外郡，就当面召问：“何故屡入文字乞郡？”
苏轼总不能说是对政治厌烦，就声称自己有病，在汴京水土不服，待不下去。
太皇太后说：“是不是台谏弹劾你的缘故？放心，你兄弟二人向来孤立无党，重用你们是皇帝和老身的主张，关别人甚事？你就安心下来，别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语，更不准再上疏说求去这种话。”
苏轼苦笑，他如今这般树大招风，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太皇太后给他一个秘书监之类的闲职，这样没准儿朔党就可以放过自己。
可太皇太后铁了心要重用苏轼，只是下诏安慰，并不允准。
元祐四年（1089）二月，宰相吕公著病逝，最后一个还能让朔党有些许忌惮的人物走了，这些人就如同疯魔一般，变本加厉地寻衅苏轼，非要把苏轼拉下马不可。
太皇太后看着满桌的案牍，终于明白了，把苏轼强留在京城，这党争的是非永远都不可能停歇。
三月，太皇太后高氏下诏，罢掉苏轼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身份，既然在熙宁年苏轼去过杭州当过通判，那么这次就让你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去杭州做个知州吧。
元祐四年四月，苏轼离开汴京，临行前，他去向文彦博辞行。
此时的文彦博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他们彼此心知肚明，这一走，恐将是永别。文彦博挽住苏轼的胳膊，再三叮嘱：“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
苏轼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知道，这个毛病这辈子是改不了了，但朋友说的话，他都记在心里，哪怕日久泛黄，依旧心有余温。
他一路南行，陪伴了张方平一个多月，又为逝去的范镇撰写墓志铭。他真的很感谢这些年有这么多前辈和朋友的陪伴。
记得苏轼曾自述“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或许他真的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飞鸟，灵魂中镌刻了最无拘无束的天性，庙堂上的蝇营狗苟只会成为束缚他的囚牢，只有冲破这道藩篱，他才能翱翔天空。
[9]车盖亭案刚传至京师，高滔滔并未生气，旧党中人虽声讨蔡确，但不至于将其贬谪岭南。不过文彦博与蔡确素有私怨，就借着当年哲宗即位之事，说蔡确曾诬陷高滔滔要传位给神宗之弟，挑起了高滔滔的怒火，这才导致蔡确再贬新州。在当时，苏轼虽鄙薄蔡确为人，但昔年乌台诗案的经历，使他对因言罪人深恶痛绝，于是上疏太皇太后，建议从轻处罚蔡确，只是高滔滔心意已决，文字之狱遂不可解。
[10]蔡京历来被划为新党，但事实上王安石对蔡京并不欣赏，还曾经说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算是和苏辙一样，看透了蔡京墙头草的本质。而日后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果然摇身再变，又提出要恢复免役法。到了宋徽宗时，蔡京虽然宣麻拜相，接过了变法大旗，但早已与熙丰年间的变法精神相背离，故时人评论道：“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如此小人，却被司马光视作能臣干吏，由此可见，温公的识人之明，比起“专用小人”的荆公还要相差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