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回京，万人空巷。
当时围观他的百姓拥挤在道路上，连马儿都无法行走，很多百姓都爬上屋顶，骑在树枝上，就只是为了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
每个人都期望司马光可以还给他们一个清平世道，带他们回到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
十五年前，司马光因反对变法，拒绝了皇帝的任命，自行去了洛阳，从此不言国事，潜心著书立说，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存亡。
他在《资治通鉴》里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将亡，必多制，认为制度冗杂是亡国之兆，所以他要救国，就必须全盘否定掉熙丰年间颁布的新法，重新恢复北宋的祖宗旧制。
不过真要讲道理，司马光这个总结是把逻辑给颠倒了。因为不是制度多国家才灭亡的，而是国家将要灭亡了，才有人不得不站出来，用冗杂的多制来续命救国。
但司马光不管这些，他在出任门下侍郎才一个月，就劝高滔滔废掉保甲、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四个法令，说这个是“四患”，次年还公开表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
高滔滔此时对司马光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在当年十二月，四法皆废，只有青苗法和免役法在蔡确、章惇的坚持下还在推行。
司马光早说了，不尽废新法，他誓不罢休，于是就援引大批旧党人士回京，苏轼、苏辙兄弟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召回来的。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在旧党众人的围攻下，蔡确、章惇皆被罢下相位，新党诸多成员纷纷落马，司马光和吕公著进位左右宰相。旧党成员个个走马上任，再无人可以阻挠更化，于是争议最大的青苗法也宣告废止。
现在就只剩下免役法了。
只是让司马光没想到的是，关于免役法要不要废掉，就连旧党中人都争论不休。
比如范镇的侄子范百禄。他举例说，熙宁之初，王安石颁布免役法，仅开封府就革去衙前役夫数百人，老百姓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只是后来朝廷为了敛财，不断地增加免役钱和助役钱，这才招致民怨沸腾，所以现在只要废掉这两项收费就行了，没必要再把免役法给改回差役法。
还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认为司马光废除新法，不该如此着急，还是得持重为好。比如免役法，就算真打算废掉，也该先选一路进行试点，如果没有问题，再考虑全国推行也不迟。
但当时的司马光已然老病，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老天不会给他时间慢慢来的，所以他必须在还活着的时候，抹除掉所有关于熙丰变法的痕迹，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放心离开这个世界。
在当时，刚刚进京不久的苏轼，听到司马光如此偏执，也提出了免役法不该废掉。
想当年，王安石刚推行免役法，苏氏兄弟都是反对的。因为那时苏轼还年轻，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对民间疾苦的认知有限，所以他反对免役法的理由是十分空洞的。
但随着这些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历练，逐渐认识到了免役法的好处，它确实是相比原来的差役法进步得多，况且如今免役法已实行了十六年，老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了，如果再轻易更张，反而会生出无谓的弊端。所以现在只需要废掉两钱，就可以真正做到公私两便。
但司马光脾气执拗起来，竟是不亚于王安石，他连范纯仁的话都不听，更别说苏轼了，还是打算把免役改回差役。
苏轼心知这件事事关国计民生，不能任由司马光意气用事，第二天就跑到政事堂去堵人。司马光被苏轼闹得不耐烦，勃然作色，而苏轼见了，大声道：“当年韩琦为相，阁下为谏官，争得韩公怒形于色，依旧不管不顾，怎么现在阁下一当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司马光被这么一说，只得赶紧向苏轼道歉，但对苏轼的建议依旧置若罔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