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印
元祐四年（1089）六月，苏轼南行，沿江而下，将船停泊在了润州。
润州太守黄履远远来迎，这人在元丰年的乌台诗案中，曾作为提刑官审理过苏轼，是“元丰四凶”之一。只是没想到，曾经在狱中朝不保夕的苏轼，如今成了钤辖两浙的龙图阁学士，而那个高高在上的御史中丞，现在却沦为他手下的太守。
苏轼感慨万千。
在混杂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沈括。
想当年，因永乐城之败，沈括被朝廷追究责任，贬到了随州。宋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发动了元祐更化，沈括作为新党，自知朝堂上已无他的用武之地，就上书辞官，在润州购置了一处梦溪园，专心写作他的《梦溪笔谈》。
苏轼看着这个恩怨交织的故人，心中五味杂陈[11]。
但这次停驻润州，苏轼真正想要见的人，却不是他们二人。
他独自一人去了金山寺，踏入寺庙，发现住持正在中央讲经，他眉毛一挑，大剌剌地闯了进去。
住持见苏轼到来，却是眼皮也不抬，问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苏轼知道这和尚又打机锋了，嘻嘻一笑说：“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佛家认为宇宙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构成的，就连人的身体也不例外，所以苏轼的意思是：既然你说寺里没位置了，那就让我坐你身上吧。
住持一撩眼皮，说：“山僧有一问，学士若能问完即答，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可如果稍有迟疑，那就把你腰上的玉带留下，以镇金山寺门，如何？”
苏轼张口便答应下来，把玉带解下，放置在几案上。
住持说：“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苏学士欲于哪里坐？”
佛家讲四大皆空，任何事物都是只有因果，没有实在，所以就连人身也不是实体，而是由“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抽象物集合而成的东西，既然身体都没有，你坐哪儿去？
苏轼一下子被问得语塞，这还没来得及应答，住持便招呼侍者：“快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苏轼一怔，哑然失笑，好吧好吧，愿赌服输，当即把玉带留下。而住持也没有白占便宜，以一条衲裙回赠，二人相视许久，终是“扑哧”一声，齐齐笑了出来。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这名住持，法号叫佛印，是苏轼在佛界的好友，或者说，损友。
佛印俗家姓林，法名了元，年少时因读了一卷《楞严经》，放弃了尊荣的身份，跑去剃度受戒为僧。
元丰八年（1085），高丽的义天和尚行至中国问法，因这义天出家前为高丽的王爷，所以吴中各寺，无不以王侯之礼相待。
直到义天问法金山寺，了元却坐在禅**，坦然受着义天的参拜。旁人不解，觉得对方总归是王室中人，这样是不是怠慢了人家？
了元却说：“既然出家，那他就只是个僧侣，而不是什么王爷。”
此事过后，朝廷觉得了元这事处理得不卑不亢，维护了泱泱中华的体面，就给他赐法号为“佛印”。
苏轼和佛印的订交，应在元丰三年（1080）。当时佛印还在庐山归宗寺当住持，苏轼则刚刚被贬到黄州，二人一来一去，不知怎的就成了笔友，时常有书信来往。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量移汝州，在庐山和佛印见面。二人登山游玩，苏轼兴之所至，便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到了元祐年间，苏轼虽然官位越做越高，但却陷入了党争的倾轧。面对朔、洛两党的排挤，苏轼内心苦楚，就开始学起了佛家的与世无争，希冀可以从佛理中领悟到一个好心态。
有次，他写了一首诗，寄给了当时已坐镇金山寺的佛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这诗的意思是，我虽是个追求功名利禄的入世官员，但自从接触佛教以后，便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面对人世间的各种逆境，都可以八风不动，淡然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