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泛舟西湖，可如今再来，却发现西湖上水生植物生长过旺，形成诸多“葑田”，将整个湖面淤塞占据。有乡亲父老叹道，等再过二十年，恐怕西湖就没有了。
熙宁时，西湖上的葑田堆积就初现端倪，但彼时苏轼只是副手，手中并无权限，如果去整治西湖的话，难免有越俎代庖之嫌。现在他是杭州的太守，还提辖两浙军马，既然手握大权，就该急民所急，不该眼睁睁地看着西湖湮灭下去。
有一天，有一百多个乡亲来向官府请愿，认为西湖的存在，并不只是游玩观赏，它上可以贯通运河，下可以灌溉农田，是亿万生民衣食所系，希望官府可以整治西湖。
这个提议正中苏轼下怀，他觉得杭州如果没有了西湖，就如同人没有了眉目，于是当即拍板，疏浚西湖。
苏轼采纳了手下“先疏河，后浚湖”的方案，将第一刀开在了疏通河道上。
杭州的河道，主要是茆山、盐桥两条。在五代十国时，吴越王曾组织大量人力，建有龙山、浙江、清水三道闸门，用来调节杭州湖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任杭州太守，为了运河上的船只往来方便，就毁坏了河闸，造成茆山、盐桥的河床淤泥堆积。熙宁时，苏轼就曾疏浚过一次，但终是治标不治本，十几年后，河道又阻塞了。
这一次，苏轼权限比当年要大得多。他调集了一千多厢军，在上任的第三个月起，就开始了大规模浚治河道，不但将河床加深了八尺，还在两河南边的交汇处修建合闸，确保两河不会再干涸，一举解决了困扰杭州百余年的河道问题。
元祐四年（1089），杭州正逢大旱，百姓苦于没有饮水。当初苏轼虽曾疏浚过钱塘六井，但如今六井再一次淤塞，苏轼为避免旧景重现，只好去寻找当年帮他治理六井的四名僧侣，却发现其中三人都已圆寂，只剩下子珪尚在人间。
子珪是个热心肠僧人，有一颗慈悲为怀的心，在苏轼的请托下，他不顾七十岁高龄，再次出山，帮苏轼疏通钱塘六井。
他告诉苏轼：当初咱们用竹管来引水，是大错特错，那玩意儿没过几年就朽坏了，所以这次咱们不如用瓦筒代替，底部用石槽托住，再用砖石焊死，虽说投资较大，但可以收一劳永逸之效。
苏轼采纳了子珪和尚的建议，费时两月，修复了六井，再加上四条水道和两座堤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总算是解决了杭州百姓短于饮水的问题。
但是，六井的水源仍在西湖，如果西湖干涸，那么六井又有什么用？所以，等到河道和河井疏浚完成，苏轼还是把目光转移到了如何整治西湖上。
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向朝廷乞赐度牒五十道，用来筹集经费。这个度牒，是良民出家为僧的凭证，地方官府在缺钱的时候，往往会采用卖度牒的方式来缓解财政。苏轼这次通过发卖度牒，总算凑够了款项，开始对湖面上二十五万丈的葑草采取根除，势要还给杭州百姓一个焕然一新的西湖。
当时杭州还在遭灾，苏轼正好以工代赈，将西湖的大工程承包给灾民，既解决了人手困难，又给了灾民们活儿干，可谓一举两得。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就时常亲自督察工事进度，长期奔走于泥泞之中，和坝上民夫们同吃同住，毫无顾忌。可以说，苏轼或许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但说他是个杰出的循吏，确不为过。
但是，当时就有人说，西湖水浅，葑田如云，就算你把葑田都除掉了，没过几年，它们又长上来了，这不是花钱做了无用功吗？
苏轼眉头一皱，治标容易，可如何治本？他恍然想起当年和他一样在杭州担任刺史，修了一条“白堤”的白居易。
原来，当年西湖有两道长堤，一道叫白沙堤，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是白居易修的，其实不是，这道长堤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修，白居易来杭前就已存在。还有一道才是白居易修的白公堤，而苏轼则打算从中间划拉一道，将清理出来的淤泥葑田用作修筑长堤的材料，再给它修上一条。这样一来，不但废物利用，解决了葑田如何处置的问题，还将西湖重新设计了一番，使之更加美轮美奂。
在西湖整治完毕后，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议，将原本的葑地开辟成农田，让老百姓去种植，这样就算今后再生葑田，老百姓也会自发地收拾清理。如此一来，既给杭州农民增加一条生路，又可以为朝廷课税，还解决了葑田滋生问题，岂不美哉？
苏轼从善如流，采纳了这个建议，用小石塔划定了界限，规定老百姓可以在水浅处种植作物，但不许入侵湖面。这样一来，就可以让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二者得兼。
元祐六年（1091），苏轼离开了杭州，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相送，而苏轼只是浅浅地挥手作别，在那看似漫不经心的表情深处，充满着对杭州、对西湖最深的眷恋。只是这一走后，他的余生就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杭州、他的西湖。
自苏轼离任后，老百姓们为了纪念他，自发地把他修筑的那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时至今日，苏公的背影已然远去，但纵然身影消逝，在那“苏堤春晓”的落落风华中，却还是始终长存着他和杭州那份延续了千年的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