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初见苏轼时，后者还是个狂放不羁的少年。
当时人人都称赞他是天才，王安石也这么觉得，因为看见过他的笑容，放肆、明亮又单纯，与他那个迂阔的父亲全然不同。
嘉祐五年（1060），苏轼授福昌县主簿，他还亲自为其撰写制词：
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
可是，这份好感没能维持多久。
王安石向来厌恶玩弄文字的书生，苏轼、苏辙二人在制科考试中的卷子满满纵横家风，让王安石隐约意识到他们似乎不是一路人。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变法。这场变法没有华丽只有孤独，没有阳光雨露只有污水横生，没有关心安慰只有冷言冷语，所以这注定只是一场属于他一个人的孤勇之战。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苏轼回来了。那时的苏轼，并没有明确反对他，而是选择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他认为，如果只是这样，两个人相安无事，那倒还不错。
可坏就坏在，当年五月，苏轼向皇帝上《议学校贡举状》，文里明确反对新法中关于科举的措施。虽说当时苏轼的措辞还只是对事不对人，可五月份正是吕诲的御史台与王安石的条例司殊死对决的敏感时刻，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人对新法的攻击，在王安石的眼中都会被无限放大，进而视为政敌对自己的恶意。
所以，因为苏轼的这一次发言，二人注定要扮演敌我双方的角色。
后来，神宗欲起用苏轼修起居注，被王安石阻挠，还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至此。”他把苏轼打发去开封府当判官，去掌管刑狱，目的是希望让繁多的事务困住苏轼，让他不要再发表意见，反对自己。
可没想到，苏轼很有办事能力，不但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还抽空给神宗上了两个表，在《上皇帝书》中把新法大批特批，彻底和王安石撕破了脸皮。在当时，王安石误以为苏轼是司马光的心腹谋主，把他看成是“旧党中的吕惠卿”，足见对他是何等重视。
但老实说，王安石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他，哪怕连伪装都懒得修饰，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厌恶。他很讨厌这种情绪，它无处不在，只要稍一松懈，就会钻进心里，扰乱他前进的决心。
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是像个刺猬一样掩饰自己，以为这样就不会有人抓住自己的弱点，可以做到刀枪不入。
所以，他不可能与苏轼和平地对话，只有下一纸迁往杭州的调令，让那人从自己的眼前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