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1093），一切的故事都走向了庸俗。
太皇太后高氏薨逝，宋哲宗亲政，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全面起用新党，将旧党纷纷排挤出了朝廷。宋哲宗采纳杨畏建议，提拔章惇回京，自此开始了章惇长达六年的独相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苏辙被贬汝州，时在绍圣元年（1094）三月，苏轼被贬英州，时在绍圣元年四月，而这个时间点，章惇还在回京的路上，所以针对苏氏兄弟最初的谪命，与章惇无关。
相反，章惇初登相位时，还感慨道：“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可是他也明白，他们两个回不去了。
当年的六月，他一竿子将苏轼贬到了惠州，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再保护他的朋友。他决绝地与他曾经的朋友对峙，就连自己都渐渐怀疑，他对苏轼究竟存着怎样的感情。
再后来，关于苏轼在惠州的故事陆陆续续传到汴京，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总之就是“无一乞怜语”，这让章惇感到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对于苏轼一贯的乐天作风，他始终感到无能为力。
他能做的，就只是再将那人贬到儋州。
在后来官修的《宋史》里，章惇被列入了《奸臣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章惇独相的六年里，他展示了鹰一般犀利的头脑，敏锐、细致、缜密，先是全面恢复了王安石变法，后来又改变了元祐时期软弱无能的对外方针，一度将西夏打得近乎灭国。
相比宋神宗时期的所托非人，宋哲宗和章惇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绍圣四年（1097）至五年（1098），章惇起用与他不和的族兄章楶，对西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会战，宋军攻入天都山和横山一带，打得西夏小梁太后仅以身免，收复了被元祐旧党割让的诸多要塞，史称“平夏城大捷”。
回想起当年的永乐城一役，宋神宗和王安石毕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如今宋哲宗和章惇在平夏城一战雪耻，大宋的战旗终于再次插在了西夏的土地上。
那一天，章惇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时人称他为“承天一柱，判断山河”。他站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可是没有人看清他的眼睛，似乎是望向了万里之外的南海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