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人总喜欢以自己浅薄的阅历和偏颇的三观来臧否古人。
在他们的口中，诸葛亮少智无谋，岳武穆不会做人，可殊不知，这些人当年的地位放在如今，个个都是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干部，而那些一脸“爹味”教训他们的人，可能连考个基层公务员都费劲儿。
在这些年，我无数次听到有人说苏轼就是个不懂政治的吃货词人，王安石是个不切实际的政治空想家。可事实上，苏轼的政论他们从不曾阅读过，王安石欲逆天改命的大气魄他们更不曾领悟，只是凭借街头巷尾的几许杂言，就按自身先入为主的印象，为这些比他们高了不知多少个段位的人物定了性。
比如，人人都说苏轼在官场上不会站队，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固有偏见。可能是因为语文课本的滤镜，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放大苏轼文人的一面，从而忽略了他还有政客的一面。
要知道，但凡能在政治中心混的，就没一个善茬。饶是傻白甜如苏轼，一旦明确了自身的旧党立场后，他在《再上皇帝书》中，对王安石就不可能再有所保留，像党同伐异这种事，要么就不做，做了那就得往绝里做。
可以说，在熙宁初年的“苏王交恶”中，如果把很多人换到苏轼的位子上，他们可能都活不过前两集。政治永远都是真实残酷的，面对旧党的挑衅，王安石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早在熙宁三年（1070）八月，他就授意姻亲景温告了苏轼一状。
他说，当年苏洵病逝，苏轼兄弟扶灵回乡，沿途上居然狐假虎威，诱骗当地士兵帮他们运送私盐、瓷器等货物，用以贩卖牟利。此事刚一曝光，就在朝野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当时，苏轼是文坛天才、政坛新秀，可一旦被人实锤出贩卖私盐，违法犯罪事小，人设崩塌这事儿就大了。不但在读书人的圈子里没法儿再混了，连仕途都要就此断送，故而这一指责，可谓恶毒之至。
宋神宗派人详查，按弹劾者景温所说，时任天章阁待制的李师中曾在苏轼回乡途中与之相遇，可以出庭指证苏轼。但李师中为人正直，不愿作伪证陷害苏轼，就一口咬定绝无此事。
老臣范镇发出质问：当年苏轼丧父回乡，韩琦给他赠银三百两，欧阳修给他赠银二百两，他均推辞不受，这世上哪有大钱不收，却冒着走私的风险挣小钱的道理？
但在宋代，御史是可以风闻言事的，就算景温弹劾的罪状查无实据，都不能以诽谤论罪，为的是保障言论自由。所以，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诬告，苏轼的清名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
毕竟，这种事往往都是越描越黑，造谣只是张张嘴，辟谣却要跑断腿。这应当是王安石的手段，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搞出一堆黑料，让你自顾不暇。
宋神宗本来对苏轼还挺有好感，可经过这件事，他对苏轼建立起的信任便被悉数打消。他失望地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可见谣言的威力是多么令人防不胜防。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苏轼肯定是没脸再在京城待了。
与他友善的旧党人士纷纷被贬谪出京，就连旧党旗帜司马光都自请外放，去了洛阳闲居，自此十五年闭口不言政事，安心在家中编撰《资治通鉴》。
熙宁初年的这场政治斗争，以王安石的新党大获全胜而告终。
既然如此，不如走人。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上书神宗，希望可以外任地方。
以他的资历，按常规的“磨勘”迁官，就算去了地方，当一个知州都是绰绰有余，可王安石有心要压抑他一头，就只拟他通判颍州。
宋神宗见了，大概是觉得这官位有点对不起苏轼，就把颍州改为杭州，让他去这个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繁华之地，当个无忧无虑的通判吧。
可以说，苏轼第一次去杭州，是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结果。
他努力过，只是没达到预计的效果。
有些事就是怎么做也做不好，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掌握的。
但是没关系，人总会长大。所谓的经验不过是走错的路，只要小心翼翼地变得聪明，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成长。
生命有时就是这样，总得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5]王安石究竟是否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尚存争议。熙宁三年（1070）时，朝野盛传王安石以这三句话为变法口号，司马光还以此为题当翰林院的策问，但事后宋神宗问起，王安石却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三句话。不过，王安石的变法精神确实是以这三句箴言一以贯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