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过许多次，北宋的症结在“三冗”。
可为什么北宋会出现“三冗”？这就要说起宋朝的体制，也就是北宋君臣日常念叨的“祖宗家法”了。
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是一个真正的大乱世。短短的五十三年里，中原地区换了五个政权，且几乎都是毁在自己人手里，就连宋太祖赵匡胤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才夺取了后周江山，建立了大宋王朝。
所以，宋太祖上台后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北宋政权的存活，别让它成为那个第六代。为此，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对宋朝的国家体制进行了一番精细的手术，那就是分权。
首先是分文官的权。宋太祖为了避免中央出现权臣，把宰相机构分成了“两府三司”。两府指的是主管行政的中书门下和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三司指的是主管财政的度支、户部、盐铁三大部门。这样一来，政、军、财三权分离，各部门就很难拧成一股绳，任何文官都做不到一人独大了。
其次是分武将的权。宋太祖为了避免禁军统领造反，就把军权分成“枢密三衙”。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但手上没兵，兵都掌管在三衙的手里。倘若爆发战事，由皇帝钦点一位主帅，从三衙领取兵马，再根据枢密院的战略规划进行作战，等战事结束，兵马各回三衙，主帅本人去枢密院交差。由此一来，军事决策、日常管理、外出作战被分开，再无一人可以独握军权，图谋造反。
最后是瓦解地方军队的力量。宋太祖为了预防地方叛乱，把天下精兵都收到中央，号称“禁军”，地方上只留下少量维持治安的老弱病残，即“厢军”。同时在地方管理上，他以文臣取代武将，并要求地方除了留下必要的开支用度，其他财税通通上交汴京，只要各州县没了钱，还能造个什么反？
可以说，正是宋太祖这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分权操作，实现了宋代政治体制的内散，保障了君主集权的加强，避免宋朝步五代十国的后尘，成功延绵了三百余年的寿命。
可是，这套看似完美的“祖宗家法”，时间一长还是显出了弊端。
第一是在政治上。因为分权太细、岗位太多，造成了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官吏分明有一大堆，可彼此间协同困难，工作效率低下，属于人手虽多了，可做起事来反而手忙脚乱。朝廷不但要花钱养活这么多的荫官闲人，还得时不时地给他们发福利，财政压力巨大，即“冗官”和“冗费”。
第二是在军事上。因为权力分割，造成了前线事权不统一，几路军队往往各自为战，战斗力十分低下。自从西夏崛起以后，宋朝大规模招安无业流民加入厢军，而为了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实力差距，又相对增加了禁军名额，于是军队数量呈几何倍增加。到了宋仁宗时期，朝廷养兵上百万，国家财政的十之七八都用到养兵上了，是为“冗兵”。
这就是“三冗”问题的来由。
那么，该如何解决“三冗”？
很多人一想，那就精简机构（冗官）、削减支出（冗费）、裁撤军队（冗兵），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当年范仲淹就是这么想的。
庆历年间，范仲淹上了十条改组建议，刀刀都往“三冗”的根子上砍。可是，北宋承平百年，在这种体制下早就滋生了无数既得利益者，范仲淹这么做，无疑会断了这些人的饭碗和前途，所以新政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在汹汹反对下宣告失败。
现在，轮到王安石来主持变法，有了范仲淹的前车之鉴，他便打算先不在“节流”上纠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了，这个流是节不下来的，贸然下手，只会遭到反噬，所以他决定从“开源”上想办法。
可变法刚开始，宋神宗就犯了难：该如何安排王安石的职位？
因为按照北宋的分权传统，王安石如果担任中书门下的宰相，就不能统驭三司的财务，可如果让王安石在三司任职，又不能兼任行政了。作为变法的操盘人，王安石必须得统一事权，兼管行政和财政，而这恰恰是与祖制相悖的，总不能让王安石既当宰相，又当三司使吧？
于是，宋神宗一咬牙，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