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回到汴京。
按照规矩，他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依旧是闲差。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如火如荼，朝野人士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其中，包括他的弟弟苏辙在内。
苏辙一还朝就静极思动，上书神宗，被擢入条例司加以重用。可他只是在馆阁挂了个闲职，充满好奇地看着王安石究竟想干什么。
老实说，他对王安石应该是有过期待的。
苏轼后来被划分为旧党，但他本人的政见并不保守。不论是他在制科上写的《进策》，还是在凤翔时写的《思治论》，都可以看出，他对仁宗时期的因循守旧是不满的，还提出了要“择吏、丰财、强兵”的三大主张。
可是，当王安石的那一项项充满争议的法令下达后，他失望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变法。
在苏轼眼中，祖宗之法存在缺陷，但并未到需要改变的地步，国家的当务之急，还是在整顿吏治上，这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苏轼在法制观念上比较保守稳健，他认为除非这条法令害民到了不可不变的地步，才可以变。如果只是有些缺陷，那么能用就再凑合着用，不然出台一项新法，变数太大了。
所以，苏轼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只是步子跨得小，不是不变，而是渐变。
饶是如此，苏轼还是没有跳出来和王安石唱反调。在他的恩师、前辈、朋友、弟弟都公然反对王安石时，他依旧闲在馆阁，无动于衷，不但没主动进攻王安石，连个助攻都没有。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苏轼的师傅是欧阳修，恩公是韩琦、富弼、文彦博，弟弟是苏辙，全都是反对变法的旧党。所以，就算苏轼没有明确发表过什么言论，可在王安石眼里，还是把他看成了潜在的政敌。
当苏辙离开条例司后，宋神宗就想让苏轼接替苏辙，担任条例司的检详官。
王安石果然出来阻止了，他告诉皇帝，苏轼兄弟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不堪大用。这其实就和当年的韩琦一样，目的是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只不过韩琦是个笑面虎，虽有小心思，可表面功夫做得到位，一副我这都是为你好的样子。王安石则相对耿直，干脆就说苏轼兄弟是流俗之人，所学不正，还是别用了。
而苏轼的第一次发声，是在他回京的三个月之后。
熙宁二年（1069）四月，王安石主张科举改革，从此以后，进士考试不再考诗赋，只考经义和策论。
宋神宗不敢自作主张，就下诏让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诸位臣僚，限期一月之内，拟一份建议报告呈上来，大家一起来商讨这件事。
苏轼当时的职衔是“直史馆”，属于“三馆”成员，所以他要在一个月内发表对此事的见解。
于是，他上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
在这篇文中，他认为废诗赋、改策论纯属多此一举，徒增纷乱。考试的关键不在于考什么有用，而是考什么可以更好地发现人才。
平心而论，这并非苏轼故意与王安石为难，毕竟这份报告不是他主动挑衅，而是皇帝下诏要求，他这才顺势提出的建议，属于他馆阁臣僚的分内职事。
宋神宗还召见他，想听听他对新法的建议。
对此，苏轼依旧没有趁机埋汰新法，而是指出皇帝当下“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希望朝廷可以放缓节奏，顺应时势慢慢来。
可以说，直到此时，苏轼还是没有寻隙王安石。在科举改革上，他只是听从天子的要求提出个人观点罢了；在当庭对策时，他也只是委婉点出：陛下您有点操之过急了。没说不变，只是希望能慢慢变。
但问题在于，他这个时机没选好。
当时正值五月份，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有“十恶”，打响了旧党人士攻讦王安石的第一枪。
虽然王安石有皇帝撑腰，很快挤走了吕诲，可吕诲旗下的御史台不是吃干饭的，一群御史轮番围攻王安石，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