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灭亡，有人归结于党争。
当年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敌指控他们结党营私，为此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表示我们不装了，我们就是结党，我们摊牌了。
欧阳修本意是想说只要是君子，那么结党就是有理的。可在宋仁宗眼里，这纯属不打自招，他们赵家人把政府权力分得这么细，就是为了让大臣们“异论相搅”，如果大臣们可以结党，这权岂不是白分了？
正因朋党之说触碰了宋仁宗的逆鳞，革新人士纷纷被排挤出朝廷，宣扬“君子有党”的欧阳修也被赶到滁州写《醉翁亭记》了。
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北宋政坛，党争再起。
第一，是仁宗时期的老臣都抵制变法，如韩琦、富弼、冯京、欧阳修、文彦博等人，都在奏疏上明确提出反对。
对此，宋神宗听信王安石的提议，将这些老臣一律斥去，要么放到地方上束之高阁，要么给待遇让他们退休养老，总之谁都不能阻碍他们君臣的变法大计。
第二，是王安石当年的同事，小时候“砸缸救友”的司马光，也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司马光持的还是观望态度。在吕诲、唐介、孙固等人痛斥王安石不配为相时，司马光还一度居中调停，说就让王安石试试吧，没准儿人家还真行呢。
直到熙宁二年（1069）九月，青苗法一出，司马光忍不了了，认为这就是在与民争利，开始频频上书与王安石争论。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早期，众人虽有异议，但反对浪潮还不大，青苗法的颁布才是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等朝廷重臣接连出言反对，就连退下相位的韩琦都老远地上书神宗，极言青苗法之弊端。
那么，青苗法究竟怎么了，让众人如此愤恨？
关于青苗法，就是在庄稼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来代替地主，以低息借粮给百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等到百姓丰收了，政府再连本带利地收回来，既可以提高财政收入，还可以预防土地兼并。
这乍一看，似乎还不错。
可一到实践环节，就弊病丛生。
因为王安石把“收取多少青苗利息”当成了官员的绩效考核，一些官员为了政绩就强行抑配，很多农户原本不需要贷款，可还是被地方官强逼着借了青苗贷。到后来，就连不种地的市民，都莫名其妙地背上了贷款，很多人还不起钱，只能卖田当屋，投水自尽。
很多人就问了，王安石当初规定青苗钱的发放是“取民请愿”，就是老百姓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借贷，只是到了执行环节，才被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如此看来，法律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执法的人。
可问题就在于，王安石为了防止地方上的保守党阳奉阴违，就给各个州县定了指标，每个地方官只有收取青苗钱达到了这个指标，才可以给你算政绩，不然就处罚你。
在当时，青苗贷的配给是有标准的，富户可以多贷，贫户只能少贷，毕竟给穷人贷多了他们也还不起。这样一来，真到青黄不接时，能多贷的富户不需要贷款，贷不了多少的贫户虽需要贷款，可未必能还上，就算能还上，这钱也没多少。如果真按照自愿配给原则，只把青苗钱发放给那些没有多少余钱的贫户，地方官大概率是完不成年度指标的。
在这种情况下，换你是地方官，你也只能进行抑配，把完成指标的希望放在杀大户上。比方当时地方在放贷时，还要求贫富相保，这样就算贫户还不起钱跑路了，还可以让担保的富户替贫户还钱，这导致当时许多富户破产，被政府狠狠地榨了一笔油水，所以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就说过，青苗法与其说是农业贷，倒不如说是一种财产税。
除了以上弊端，青苗法还有一些执行环节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官员把霉粮放给民户，收的时候又要求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故意压秤，明摆着是要宰人。倘若是地主这么玩，百姓还可以告官，可现在是官员给你这么玩，百姓则哭诉无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