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离开，标志着新党的败落，以及变法第一阶段的告终。
当初，王安石身边的新党众人，若是不论品德，只从能力上来讲，倒真算得上是人才济济。
如今，吕惠卿和王安石反目，外出陈州；曾布因反对市易法，被视为新党叛徒；章惇和邓绾内斗，二人皆先后被外放；王韶因上书触怒皇帝，被贬到了洪州。
如此一算，当初意气风发的变法天团，现在倒成了树倒猢狲散。
王安石辞去相位后，接替他入参大政的，是吴充和王珪。
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但此人在立场上相对中立，刚一秉政，就向皇帝提议，要召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中人。只不过赋闲在洛阳的司马光提出要求，只有吴充废除掉所有新法，他才愿意出山。
可想而知，宋神宗虽然罢免了王安石，但不代表他放弃了富国强兵的愿景，对于司马光的条件，他是不可能接受的。吴充没有皇帝授权，自然不可能决定新法的存废，只能继续充当新旧两党之间的和事佬。
王珪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在两党之间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勉强可以算是中立无党。在他担任宰相期间，从来不对新法过多置喙，一切以皇帝的意思为准，当时人们说他上朝叫听圣旨，进朝叫领圣旨，下朝叫得圣旨，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三旨相公”。
可以看出，宋神宗试图让新旧两党和衷共济，是为了团结协作也好，异论相搅也罢，庙堂上既有新党，又有旧党，才是他愿意看到的图景，所以即使是王安石主政时期，依旧有文彦博、冯京等旧党元老伫立在朝堂之上。
这就是他为何会选择吴充和王珪。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水火不容，只有吴充和王珪为相，才能达到既可以实行新法，又不会得罪旧党士大夫群体的效果。
熙宁十年（1077），在徐州刚刚抗洪完毕的苏轼，收到了来自中央二万四千贯的拨款，用于当地的灾后重建。我们可想而知，倘若当时坐在相位的不是吴充，而是吕惠卿的话，那么别提救灾款项，不再多收徐州百姓的血汗钱就算烧高香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从徐州离任，知湖州军州事。
按照当时的规矩，知州奉调官职，是需要交上一份谢表感谢天恩的，苏轼自然不例外，一封表奏九重天，就自行前往湖州赴任。
只是这时候的苏轼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份谢表，将会让他的人生地覆天翻。
这份谢表有什么问题？
元丰二年（1079）六月，有个叫何正臣的侍御史，从他的谢表中摘出了这么一段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很多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是上了秤，那一千斤都打不住。
苏轼这段话，往好了讲，是自谦之词，在说自己资质愚钝，不合时宜；往坏了讲，那就是阴阳怪气，埋怨朝廷没给自己选好职调。尤其是他毫不留情地把朝廷上的重臣说成是“新进”，这让朝堂上因变法而擢拔高位的新党众人看了，如何不芒刺在背？
果然，这份谢表被何正臣挑出，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他还表示，苏轼这个人，每遇水旱之灾、盗贼之变，便喜形于色，说这都是因为推行新法才引起的上天震怒。还有另一位御史舒亶也说苏轼玩弄文字，给老百姓灌输诋毁新法的思想。因此，他们一齐上书，希望皇帝可以严惩苏轼，以正视听。
有了这两名御史牵头，御史台的官员由一开始对苏轼谢表的非议，升格成了大家一起来找碴，都试图从苏轼诗文中寻找出他诽谤朝廷、讥讽新法的证据。
平心而论，说苏轼每逢灾变就喜形于色，这是**裸的污蔑，但说他在诗文中抨击新法，对执政大臣出言不逊，这倒是事实，所以御史台围攻苏轼，未必就是无的放矢。但值得疑惑的是，这些年讽刺新法的旧党人士那么多，他们为何就偏偏挑准苏轼不放？
在我看来，其一，是其他旧党中人抨击新法，都是写成奏章，上书给皇帝看的，偏偏苏轼写诗来嘲讽新法，是给老百姓讲的，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其二，这本就是新党对旧党的一次政治进攻，真正的目标人物是旧党党魁司马光，只是司马光避居洛阳，绝口不言政事，没有把柄可抓，而苏轼曾被王安石认为是司马光的谋主，又是个嘴上没有把门的，天天在地方上写诗诵词，全无顾忌，正是一个鲜明的靶子。
事实证明，这场风波真正的幕后主使正是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
李定是新党中人，在熙宁之初，因依附王安石而官路亨通，在担当知制诰时，母亲病逝，他却为了避免服丧，隐匿不报，被重视礼法的司马光怒骂为“禽兽不如”。由此可知，李定指使麾下御史台集体寻衅苏轼，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将远在洛阳的司马光拉下水，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据说，御史台从苏轼的诗集中足足挑了一百多首诗句，说是讥讽新法、谤讪君上，其实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大有清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的架势。
御史台将苏轼的问题上报，皇帝阅了，不免恼怒，下诏让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共审此案。二人一合计，决定先罢免苏轼湖州知州一职，再派人将苏轼押解进京，由御史台详细审理案情，潜台词就是设法咬到更多的旧党人士，最终达到他们党同伐异的目的。
苏轼即将迎来他人生中最重大的危机和转折点。
这是命运既定的轨迹，一旦转动，就容不得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