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
我们把时间往回拉上五年，花几千字，来讲一讲苏轼外放的这几年，大宋朝堂上发生的巨变。
熙宁年间，庙堂上王安石一手遮天，皇帝对他宠信无匹，宰相曾公亮和苏轼聊天时就曾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正是因为有圣眷的支撑，王安石才能在党争中屹立不倒，旧党的各路元老都纷纷求去，新法在中央成为无可置疑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推行。
但是，伴随着宋神宗年纪的日渐增长，以及后宫和旧党等保守势力的影响，他对王安石不再那么言听计从，而是慢慢有了自己的主见和野心。
他心想，如果真按照王安石预想的那样，大宋因新法雄起，最终吞辽灭夏、再造汉唐，那将来的史学家，是把这个功劳算在王安石的头上，还是他的头上？
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在宋神宗的脑海中时隐时现：要不要把王安石踢开，然后我一个人单干？
很多事情你不敢想，可一旦起了那个念头，它就会疯狂滋长。因为宋神宗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对王安石的施政不再一意迷信，而君臣二人的初次分歧，便起自“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有人上书，说有商人趁着天灾，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建议朝廷像设立常平仓那样，由官府代替商人，在丰年平价收购货物，到歉年再平价卖出，以此来平抑物价。
说白了，市易法就是用国企代替私企，包揽包销各类百货商品，将商贾的利润由朝廷赚了去。王安石既然要理天下之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子，便从善如流，在京城设立了“市易司”，用来主办此事。
问题出在市易司的负责人：吕嘉问。
吕嘉问因要讨好王安石，在主持市易司期间，学起了那些无良商人，低价收购各类百货，再高价卖出，结果市易法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初衷没有起到作用，反倒成了朝廷公然敛财、剥削百姓的工具。
吕嘉问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了公愤，不但旧党的文彦博上书抵制市易法，连新党的薛向、曾布等人都弹劾起了吕嘉问，并对市易法的施行表达了不满。
这件事惊动了宋神宗。当他向王安石询问此事时，王安石却死保吕嘉问。宋神宗心头不快，第一次对王安石的为政用人产生怀疑。
恰逢熙宁六七年间，中原爆发了罕见的大饥荒，流亡的百姓逃到京西一带。有个名叫郑侠的官员见到这一幕，心生悲悯，就绘制了一幅《流民图》，附上一封奏疏，递到了神宗皇帝的御前。
他说：“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罢新法），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自从西汉董仲舒以来，儒家提倡“天人感应”一说，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那一定是统治者的施政出了问题，上天才会降下警示。
中原地区一连大半年的旱灾，让宋神宗忧心忡忡，他心想：这不就是冲着朕来的吗？不行，大臣看朕的眼神都不对了，心里实在有点慌，于是就对这些年自己起用王安石变法是对是错，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当他认真地看完郑侠递上来的《流民图》后，眼泪落在不住颤抖的身躯上，仿佛每一滴都有着难以承受的重量。尤其是看到郑侠说，如果罢了新法，老天还不下雨的话，就请朝廷将自己斩首示众后，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当晚一夜无眠，就好像含了一口腥热的血，不论咽下还是吐出，都有种无法言喻的苦涩。
罢了，那就依他吧！
就在第二天，宋神宗突然颁布圣旨，罢除青苗、方田、保甲、免役等新法，共计十八项措施。
三日之后，天降甘霖。
百姓欢呼雀跃。
这一场大雨，浇灭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君臣相得，曾经他们为了国家的强大，选择了一条与众人背道而驰的路，即使是飞蛾扑火、头破血流、饮鸩止渴、自掘坟墓也在所不辞。
可现实的残酷，让皇帝感觉自己的行为与世界的逻辑格格不入，曾经一直相信的东西，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当他一觉醒来，望着连绵不绝的大雨，忽然就觉得自己原先的坚持有多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