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
元丰三年（1080）春，苏轼在举国迎接新年的贺声中悄然离开东京。他的目的地是黄州。
友人担心他在黄州住得不习惯，他只是说“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说起来，他这人好像要的是真不多，只要有朋友在，就可以满足他，就都可以走下去了。
苏轼到了黄州，由于身份是犯官，既没有官邸居住，又囊中羞涩，逐渐走投无路。这时，他很幸运地遇上了定慧院的院持颙师长老，极力邀请他到定慧院暂住。
颙师长老早慕苏轼大名，知道要不是对方遭逢大难，他们这小寺院，恐怕请都请不来人家，故而特意将紧靠竹林的一间屋子收拾出来，取名“啸轩”，作为苏轼的居处。
在那些日子，苏轼就在定慧院内与和尚们同吃同住，闲暇时还可以与和尚讨论佛法。不得不说，他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到什么处境里，都能寻摸出快乐来。
所以我们以往聊到苏轼，总是习惯于提到他的豁达，在逆境中依旧保持乐观的心态，林语堂先生称他是“无药可救的乐天派”，就好像他理所应当该如此没心没肺地快乐着。
但我总认为，苏轼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没心没肺，他的心里承受了太多不能释怀的过往，只是他很会掩饰。明明撞得头破血流、满身狼狈，还要爬起来继续走着，脸上还总喜欢挂着笑。
他在定慧院定居期间写的这首《卜算子》，就让我觉得他阳光开朗的背后藏下了太多的落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的笑容骗过了太多人，仿佛他面对别人对自己的伤害都可以做到毫不在意。但一个人笔下的自己，或许只是理想中的自己，并非现实中的自己。
所以，其实并没有人真正了解过苏轼，不知道他那明晃晃的笑容背后，到底隐藏了一副怎样的哀伤面孔。我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一厢情愿地去创造一个幻想中的苏轼，以此满足自己内心的寄托罢了。
苏轼在定慧院住了有三个多月，苏辙就将王闰之、苏迨、苏过以及王朝云送到了黄州。想起当初在湖州苏轼被锁拿而去，家人已为他提心吊胆了小半年，现在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再次团聚，贬官就贬官吧，只要人没事，就什么都好。
因为苏轼的一大家子都到了，寺庙里不方便有女眷，苏轼只好另觅住处。所幸黄州太守陈君式为人热心，不但没将苏轼当成犯官看待，还把他一家安顿在了临皋亭。
临皋亭是当地的一个水驿，平日里负责接待溯江而上的赴任官员，故而往外走八十步，放眼望去，渺渺大江上是缭绕的云雾，对岸的重峦叠嶂若隐若现，峭壁耸立，似有若无，犹如一幅水墨丹青。
苏轼对这里十分满意，闲着没事儿就在江边溜达，偶尔去捡一些石子，对着江面打水漂。他很喜欢用这种孩子般的调皮去对抗那些突如其来的悲观和倦意，通过孜孜不倦的自省来塑造全新的自己。
这年八月，哺养苏轼长大的乳母任氏，因在黄州水土不服忽然身故。苏轼还没来得及悲伤，就又收到弟弟的讯息，侄女也不幸夭折。在十月间，又接到堂兄苏不欺在成都病逝的讣告。短短两个月，苏轼珍视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这样的变故让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在黄州期间，苏轼是没有俸禄的，他向新太守徐君猷讨要了一处废弃的土地，带着全家去开垦，清理了足足有五十亩的农田，从此过起了自力更生的农夫生活。
据说，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被贬忠州，在城东的土坡种植了很多花花草草，并为之取名“东坡”。苏轼想到自己和白居易际遇相似，就把自己开辟的这块地也叫“东坡”，后来还在东坡盖了五间屋子，取名“东坡雪堂”，又因他爱吃的酒肉叫“东坡酒”“东坡肉”，时间一久，索性给自己取了个雅号：东坡居士。
从此苏轼就变成了苏东坡。
他知道，苏东坡是潜藏在他体内的另一人格。
他也知道，他需要苏东坡，正如世人需要他那样。
在黄州的数年，他总是拿自己优秀的复活力来挑衅造物主，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仿佛这样就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于是在经历了枯荣岁月之后，他几乎忘记了自我。
元丰五年（1082）三月初七，苏轼在沙湖道途中遇到大雨，有雨具的人都跑了，剩下的人都十分狼狈，只有他在怡然自得地散步。
既然内心渴求的阳光总被某些无可名状之物遮蔽，那就依仗着一场滂沱的大雨来洗刷原有的伤口，等到那些沁凉渗入皮肤肌理，消去年少时的盛气，就可以悠然等待雨天的过去、晴天的来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他终于懂得拥抱另一个自己，并微笑地对他说谢谢。
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汇聚成巨大时钟的分分秒秒中活着。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偶尔抬头看一看天空，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或许这就是人们喜欢苏轼的缘故，他那有趣而又温暖的灵魂即使被岁月洗涤后仍然鲜活，好像永远都不被落寞腐蚀，不被绝望侵袭，也不被脆弱击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