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七月，太常博士兼御史台推勘官的皇甫遵接到皇帝敕令，带着一个儿子和两个公差，前往湖州，负责将要犯苏轼拘捕归案。
缉拿苏轼的消息一出，朝堂之上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在京城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苏轼？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旧友，一听皇帝要缉捕苏轼，不由大吃一惊。因为皇帝的诏令只私发给了御史台，外人并不知苏轼到底犯了什么罪，可无论如何，这么大的事，作为好友，总该送出消息，好让苏轼可以预先做一个心理准备。
王诜遣人快马加鞭，去通知了人在南都宋州的苏辙，苏辙接到消息，大惊失色。他苦笑着想，父亲当年担忧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哥哥还真是个招祸的体质，当即不敢怠慢，让女婿王适星夜兼程，赶赴湖州，给苏轼通风报信。
两拨人就这样马不停蹄，你追我赶。其实，原本王适是赶不上皇甫遵的，但不想皇甫遵行至润州，他的儿子忽然生病，在路途上耽搁了大半天，王适便先一步赶到湖州。
其实，倘若王诜和苏辙不遣使传信，苏轼面对拘捕，没准儿还能临危不惧，镇定处之。但好友和弟弟的信使一来，言辞又说得含糊，仅说钦差要来拿他，却只字不提他到底犯了什么事，皇帝又是如何处置他的，反倒把苏轼给弄得不会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来了。
他径直走进衙门，官袍整齐，手持笏板，当庭那么一站，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自然而然散发出来。两个白衣青巾的台卒在他左右站着，一看就是来者不善，这把苏轼给吓得不轻，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
因为王适的早先通知，苏轼已把湖州知州的权限托付给了通判祖无颇。许是旁观者清，祖无颇劝告苏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来都来了，只好出去一见了。
此时的苏轼早已六神无主，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
祖无颇说道：“既然还没正式定罪，那肯定是穿官服了。”
于是，苏轼穿戴整齐，手捧笏板，出门和皇甫遵一见。
刚一到庭院，苏轼就看到两个公差兜里鼓起，看起来好似藏有匕首，原本平静下来的情绪又一次着急了，心想：他们不会不讲武德，把我在这庭院里就地正法了吧？
那一瞬，他心如死灰。
他说：“轼自知有罪于朝廷，想来今日是要赐死了。君要臣死，臣不敢辞，只是恳请钦差法外开恩，可以让在下回去和家人诀别。”
这下轮到皇甫遵脸上抽搐了。他只是代表御史台摆摆威风，给苏轼一个下马威罢了，哪知这苏轼脑洞这么大，怎么连“赐死”二字都说出来了，大宋的传统可是不杀士大夫的！
他忙道：“不至于，不至于。”
祖无颇看苏轼乱了方寸，只好站出来，向皇甫遵拱手说道：“太博应当有逮捕公文吧？”
皇甫遵问：“你是何人？”
祖无颇说：“代理知州祖无颇。”
皇甫遵这才让两个公差将兜里的东西拿出，原来只是逮捕文书，祖无颇查验一番，发现公文内没有什么严厉词句，只是写着让苏轼革职进京、配合调查，这才好言劝慰了苏轼一番，而苏轼看到公文内容，也总算是放宽了心。
皇甫遵不想再节外生枝，就催促公差将苏轼捆了带走。湖州的百姓听闻苏知州被抓，纷纷赶来码头洒泪相送，场面一时悲伤莫名。堂堂一名太守，顷刻之间，竟被人驱赶如犬鸡一般。
苏轼的妻儿也闻讯赶来，望着苏轼哭成一团。看到泪流不止的妻子王闰之，苏轼尽力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跟她道别，像哄小孩一样地讲了一个故事：
在宋真宗时，有个叫杨朴的隐士高人，他一生闲散于乡野，不愿出仕为官。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郑州，听闻有这么一个人，就要召他一见，杨朴不愿见，结果就被公差强行送去面了圣。
宋真宗见了杨朴，就问道：“听说你很会作诗？”
杨朴被强行抓来，心中本就不乐，把脖子一梗，说道：“我不会。”
宋真宗再问：“朕召你来时，有无他人赠诗给你？”
杨朴说道：“只有拙荆送了一首。”
宋真宗大感意外，就要听，杨朴便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
且休落魄贪酒杯，更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