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奉诏移知河中府，离开了多灾多难的密州。
宋朝的地方长官，不像汉唐时称“郡守”“刺史”，可以独掌封疆大权，而是“权知州事”“权知府事”，简称就是“知州”“知府”，属于临时代掌地方政事，这都是因为宋太祖忌讳地方割据，才故意订立的此等规矩。比方说，通判、签判是二把手，一任只能干三年，而知州、知府是一把手，任期更短，只干两年，就算功德圆满。
所以，苏轼在密州干满两年后，就要去京城述职。这一行他总算得偿所愿，在东园和他的弟弟苏辙团聚了。兄弟二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上面的朝命变了，让他改往徐州，担任知州。
徐州，古城彭城，是《禹贡》中的“华夏九州”之一，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宋代以打铁冶金闻名全国，民风之彪悍不减山东密州。
苏轼到了徐州不久，黄河就发了大水。
熙宁十年（1077），夏秋之际，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原本北流的黄河水掉头向南奔来，沿途四十五个州县惨遭淹没。八月，大水漫延至徐州境内，为徐州周边大山所阻，虽一时未能侵入城中，可当时正赶上汛期，一连数天大雨连绵，水势日涨一日。到了九月，南清河的水位已达二丈八尺，眼看就要越过长堤，水漫徐州，城中百姓无不惊慌失措。
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苏轼早早就将城内的青壮民夫组织起来，用土石将防水的大堤加高加厚。
他做了最坏的打算，造了一批逃生用的木筏。但他清楚，徐州城内的百姓成千上万，这些木筏是万万不够的，要想真的做到守土安民，只能寄希望于将洪水阻拦在城墙之外。
一连数日的暴雨，使洪水快速涨潮。是夜，苏轼短衣赤膊，拄着手杖，亲自赶赴东南大堤，和城中的青壮年们一起加固堤坝，抗洪救灾。
这时，有小吏前来报告，说有富户要求出城避难，正在城北强闯城门。苏轼一听就急了，当下正是众志成城、抵御洪水的关键时刻，如果城中富人全跑光了，在前线抗洪的穷苦子弟只会感到不值，人心一旦动摇，这城还如何去守？
他冒着瓢泼大雨从城南奔往城北，老远就看到好几个城中富户的车队停在城门外，一些华贵打扮的人和城门的戍卒对峙，叫骂声与哭泣声混杂在一起，在这凄厉的雨夜下分外清晰。
苏轼拄着木棍，挡在那些放声叫骂的富户面前。
他说道：“我是徐州太守苏轼，会一直留在城内，与百姓一同抗洪救灾，绝不让洪水入城，希望你们能相信我们，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共渡难关！”
这些富人面面相觑，苏太守的大名他们是知道的，现在既然连人家都选择坐镇城内，与百姓共存亡了，他们这些人还能说什么呢？
苏轼在劝退富户们后，不敢稍歇，立即赶往徐州的武卫营，他要去请求驻屯在那里的士兵相助。
武卫营直属宋朝的禁军系统，平日里只听从中央调遣，但现在十万火急，苏轼也顾不得犯忌讳了。他只身前往武卫营的驻地求援，所幸武卫营的统领不是迂腐之人，同意调拨数千禁军，与苏轼一同赶往抗洪前线巩固大堤。
经过数个日夜的赶工抢救，可算把长堤修筑得固若金汤，阻挡住了来势凶猛的洪水。这时苏轼又采纳一位僧人的建议，凿开了清泠口，终于把城外的积水引入黄河故道。
经过两个多月昼夜不歇的奋战，徐州水患终于得以平息，天空阴云散去，露出来的高照艳阳投在了苏轼的身上，将他的身影打上一层暖光。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阳光，他眉间舒展，长松口气，向徐州军民宣布了这个消息。全城的百姓在片刻的安静后，猛然爆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街道上的人开始奔走呼号，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相拥大笑，有青年放声呐喊，有妇女喜极而泣，就连怀中婴孩都在咿呀嬉笑。看到这些，苏轼终于笑了。
或许这就是那么多人喜欢苏轼的理由。从杭州、密州再到徐州，他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抹之不去的温暖，他的模样总会被人们铭记，那些是专属他走过的痕迹，长长久久，经年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