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一个话题：苏轼的这次进士考试，到底考了第几名？
这是一段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公案。
因为欧阳修曾把苏轼的文章错认为曾巩的，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几天后，苏轼又在《春秋》对义的复试中名列第一。于是，有人就说：苏轼本来是能当状元的，却因欧阳修的误会屈居榜眼。
但近千年来，大伙儿难道就没怀疑过这个故事是假的吗？
要知道，曾巩的文风老成持重、朴实稳健，与苏轼那种典故都敢胡编乱造的意气飞扬全然不同，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就像鲁迅和沈从文一样，欧阳修得眼拙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苏轼的文章看成是曾巩的？
可这个故事的出处却显得那么不容置疑。
因为写下这个故事的不是别人，就是嘉祐二年（1057）那场科试的亲历者，苏轼的老弟苏辙：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苏辙作为当事人，他给哥哥写的墓志铭里提及了这件事，于是历代很多人都一律选择采信。但是，我今天要以我并不存在的名誉来保证：这个故事，绝对是苏辙他瞎编的。
因为这里有个最大的破绽，就在苏辙的最后一句话：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这句话让很多对宋代科举不了解的人疑惑：怎么描述苏轼成绩的有三个？一会儿第二，一会儿第一，一会儿又来个乙科。到底哪个才是苏轼的最终成绩？
是乙科。
那乙科是什么？
很多人脑回路比较简单，心想甲乙丙丁嘛，苏轼是乙，那就是榜眼，正与欧阳修误降苏轼为第二的记载相合。
哪有那么简单？
其实，当时进士科的成绩分为五等，即一甲、二甲、三甲、四甲、五甲。只有一甲是甲科，乙科是在二甲及以后了。所以，苏轼在殿试中了乙科，那就代表他不但不是榜眼，连进士及第都不算，只是个赐进士出身。
事实上，《宋会要》就明文记载了嘉祐二年殿试的前五名，依次分别为：章衡、窦卞、罗恺、郑雍、朱初平。根本没有苏轼的名字。
而且，《宋会要》还记载了当年考生中榜后，朝廷对他们的授职情况。第一甲的，除前五名，其他都授初等职官。第二甲的，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场考试结束后朝廷给各位进士的授官品级，来倒推出他们的大致名次。
朝廷给苏轼的官职，是福昌县主簿。福昌并非大县，官职也是一个基层的“判司簿尉”，可知苏轼的成绩应在第三、四甲之间，在当年的那场龙虎榜里，他的名次排位只是中等偏下。
那么，问题就来了。
按照苏辙的说法，苏轼在省考中，先是被欧阳修误会考到了第二，又在复试对义中考了第一。按理来说，这个成绩都可以坐三望一了，可为何到了殿试里，就被压到了中等的乙科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宋代的省试，它既不是考一场，也不是考两场，而是足足要考上四场！
在宋仁宗的宝元年间，朝廷就发布了规定，大宋第二级的省试，依次要考四个科目：策、论、赋、帖经和墨义。苏辙在哥哥的墓志铭里，只提了苏轼的“论”因欧阳修考了第二名，“墨义”考了第一名，但是唯独对“策”和“赋”这两个科目的成绩避而不谈。
再联想一下，省考一共就四门科目，苏轼在一门第一、一门第二的前提下，四门综合计分，最终名次居然只拿了个中游偏下，再想到苏辙对他哥另外两科的成绩讳莫如深，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苏轼的策和赋，挂了。
这不是我的猜测，因为在宋代史料笔记《石林燕语》中就有蛛丝马迹，与苏辙在墓志铭中所写的故事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