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三月十九日，宋仁宗赵祯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这位皇帝，评价一向两极分化。追捧他的，恨不得说他是百年难遇的明君圣主；贬低他的，认为北宋的流弊，始自仁宗之世。
在我看来，宋仁宗是个比较庸弱的君主，但好在他有自知之明，敢于放权给有能力的大臣，让他们替自己打理国家，而他本人又有大度量，可以容纳人才，培养士风，故而在他统治期间，北宋虽然一度风雨飘摇，但好在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给赵家子孙留下了一个相对承平的大好河山。
唯一留有遗憾的是，宋仁宗没有儿子，所以在他驾崩后，韩琦等人就拥立了他的养子赵曙为帝，是为宋英宗，在次年改元“治平”。
这一年的苏轼，还在凤翔和陈希亮较劲儿。
那段时间，他经常会给远在京城的家人写信，诉说起自己的思念之情。他的弟弟苏辙本来授予商州推官，但被王安石压了小半年，这事就算是黄了，于是苏辙干脆不赴任，留在汴京侍奉父亲苏洵。
不过，苏轼虽然没能到商州得见弟弟，却等来了另一位后来与他相爱相杀的人：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宁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时任商州县令。他和苏轼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可严格来讲两人却算不得同年生。
因为嘉祐二年那场龙虎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族侄。作为叔叔的章惇，虽然年龄比侄子章衡还小个十岁，但他性格争强好胜，不甘名次屈居侄子之下，竟在放榜之后，拒不受敕，选择了回家复读，并在两年后大显神威，先是在府试中夺得解元，又在殿试中拿下了一甲第五名的好成绩。
苏轼和章惇一起出任永兴军的考官。他们两个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十上百年才出一个的人中龙凤，结交为友就成了应有之义。
治平元年（1064）正月，二人共同游历南山诸寺。据当地人说，寺庙夜晚有山鬼作祟，客人都不敢在此地留宿，可章惇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上苏轼就大剌剌地住了进去。一到晚上，哪有什么山鬼？就算是有，见了章惇这种狠人，它也得乖乖地卧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苏轼能感受到章惇是真的杀伐果断、有胆有识，但在内心深处，总会对他身上那若隐若现的戾气感到犯怵。而此时的苏轼并没有料到，总有一天，章惇的这股子戾气将会冲着自己而来[3]。
治平二年（1065），苏轼签判凤翔的三年之期已满，按当时的规定，他该回京述职了。
听闻大苏[4]回京，宋英宗喜不自胜，他早在做太子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头，如今听闻苏轼还朝，迫不及待地就想让他进入翰林院，担任起草诏令的知制诰。
可却遭到了当朝宰相韩琦的反对。
韩琦说：“苏轼确实才器远大，可他毕竟年轻，若骤然提拔高位，容易招惹非议，到时人心不服，对苏轼本人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一番话把宋英宗讲蒙了，但细细想来好像还真是言之有理，就试探性地问：“那让苏轼去编修起居注？”
韩琦又拒绝，还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不可仓促授予。不如给他一个能接近天子的馆阁之职，但前提是要通过考试。”
宋英宗不高兴了。
他觉得，如果不知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才需要用考试来鉴别，可苏轼的才华天下皆知，还用考哪门子的试？
但韩琦还是坚持己见，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让天下人信服。
宋英宗无奈，这位定策老臣他也惹不起，只能听从韩琦的建议，对苏轼进行了又一轮的考试。
这个难不倒苏轼。他别的不敢说，考试那是一考一个准，于是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学士院的考试，再次名列第三等，授职直史馆。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韩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按韩琦自己的话说，他是想雕琢苏轼这块璞玉。可若真是如此，让苏轼进入翰林院，给他压压担子，锻炼经验，这不是更好的打磨方式吗？或者就让他去修起居注，以此来增添他的资历和名望，为将来登堂拜相打下政治基础，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