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目的不是整死吴昌时，目的是通过小鬼抓阎王，彻底铲除潜伏在明政府里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倒官集团”。
周光汴、范志完、吴昌时被处死之后，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发出指令，要拿曾经让他无比信任的周延儒开刀。
锦衣卫的逮捕小组带着崇祯皇帝的圣旨赶往宜兴，要把周延儒秘密逮捕，押解北京，接受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代表组成的三法司审判。
周延儒在北京官场经营多年，官职不在，关系还在。消息灵通人士，派人先锦衣卫逮捕小组一步达到宜兴，找到周延儒。
崇祯皇帝砍掉他那么多爪牙，又要与他算总账，周延儒预感大事不好。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转移资产，销毁犯罪证据。他回乡之后，建了一栋3层楼，专门摆放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古玩字画。当然，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他用工资买的。当那么大的官，手里掌握那么多优质资源，有任何需要都会有人主动满足，没有需要制造需要也要他满足。
只有让他满意，别人才会满足。
周延儒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些价值不菲的珍宝，即将成为索他性命的牛头马面。为了避免被多年辛苦所捞之物连累，他咬牙含泪将珍藏无数珍宝的小楼点燃。
珍宝上去很美，燃烧时散发出五彩斑斓的烈焰，更美。拥有价值连城的珍宝，有时候是为了增值，有时候是为了燃烧。当然，被烧的珍宝无罪。
两年内，周延儒两进北京。上一次，周延儒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被八抬大轿抬进北京；这一次，他以国家重犯的身份，被囚车拉进北京。看来在官场中，命运对任何人，都另有安排。
周延儒以国家重犯的身份，被逮捕入京，却没有关进监狱，而是关押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的关帝庙，第二天转移到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四面有锦衣卫兵丁看守。
崇祯皇帝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关押周延儒，理由是他曾经是内阁首辅，不同于普通犯人。事实上，他是不相信看犯人的人。
崇祯皇帝指示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代表组成的三法司，必须在3天之内，厘清周延儒在职期间所有的犯罪行为，并给出合理的审判。
其实，周延儒的案子，在皇帝已经定性的前提下督办，联合法庭只判不审。不过，3个部门的代表，由于对崇祯皇帝的需要理解不同，在三法司量刑会议上，却达成两种不同的审判结果。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认为，周延儒罪不至死，应从宽发落。理由是，他本质不坏，虽然罪行不轻，但在职期间，也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工作。按照法律中“议贵”的条文，也应如此。
大理寺卿凌义渠认为，周延儒官至内阁首辅，一人之下，百官之首，位高权重，稍有私心，就会给朝廷、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更何况他把手里的行政大权，视为发财、结党、报复的工具，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按照惩前毖后的原则，必须对周延儒处以极刑。
刑部尚书张忻和李邦华的意见差不多。他认为，周延儒工作严谨，能力出众，是不可多得的高级管理人才。他复出以来，一向兢兢业业，为政府做出不可否认的贡献。只不过他意志薄弱，经不住各种**，滥用匪人，庇护私交，赏罚混淆，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他的罪行严重，但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应该对他予以宽大处理。
3家司法机构的3个代表，1人主张从严，2人主张从宽。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判处周延儒发配边疆，充军终身，并形成判决报告，呈报崇祯皇帝批示。
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周延儒的命，于是他驳回三法司的判决，亲自为周延儒定罪量刑：
“周延儒在职期间，滥用职权，巧立名目，欺上瞒下，里外勾结，纵恶容私，卖官贩爵，封疆已误。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对其的审判做出明确指示，你们如此判决，岂不是掩盖他十恶不赦的罪行吗？姑且念他曾为首辅一品大臣，令锦衣卫会同法司官，监督他在寓所自裁，允许他的棺殓运回老家埋葬。”
1644年1月18日，深夜，北京城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