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来打算用英文作一本西方的思想史（AHistoryofWesternThought），就本着这种意思做去。例如述黑格尔的哲学，他自身的重要远不如他的三个弟子。第一，如Strauss耶稣教义的得失，把从前一种迷信的崇拜推翻；第二，如Feuerbach极端提倡唯物质主义（Materialism）；第三，如马克思（KarlMarx）竭力提倡社会主义，用黑格尔的辩证法（Dialecticalmethod）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构成唯物史观，用此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宿。至于黑格尔本身的哲学，和他的祖若父的哲学，只说个线索就够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罢了。但是我看近来学校方面虽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发展，而诸位同学求学的热忱，反不致因此而受影响，且有独立研究的兴趣，这是使我即要离别诸同学时一种觉得难过的感想。也许将来一时感情的冲动，从早回来，也未可知。
学术救国
今天时间很短，我不想说什么多的话。我差不多有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面找一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许我这样，尚无把握。那要看是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今天我略略说几句话，就作为临别赠言吧。
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但是社会送给名誉与我们，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作事，并不是送名誉与我们，便于吃饭拿钱的。我说的话也许是不入耳之言，但你们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亦是难得的呀！
去年我说，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刚才加藤先生说新日本之所以成为新日本之种种事实，使我非常感动。日本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
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今天只就第二点略为说说。
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转移，从根本上去作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三一八”惨案过后三天，我在上海大同学院讲演，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回到大学来与你们第一次见面，我还是这个意思，要以学术救国。
这本书是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传。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巴氏是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时的人。法国打败了。德国的兵开到巴黎把皇帝捉了，城也占了，订城下之盟赔款五万万。这赔款比我们的庚子赔款还要多五分之一。又割亚尔撒斯、罗林两省地方与德国，你们看当时的文学，如像莫泊桑他们的著作，就可看出法国当时几乎亡国的惨象与悲哀。巴氏在这时业已很有名了。看见法人受种种虐待，向来打仗没有被毁过科学院，这回都被毁了。他十分愤激，把德国波恩大学（Bonn）所给他的博士文凭都退还了德国。他并且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以前法国同德国所以未打败仗者，是由于那瓦西尔（Lauostes）一般科学家，有种种的发明足资应用。后来那瓦西尔他们被革命军杀死了。孟勒尔（Moner）将被杀之日，说：“我的职务是在管理造枪，我只管枪之好坏，其他一概不问。”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而这次法国竟打不胜一新造而未统一之德国，完全由于科学不进步。但二十年后，英人谓巴士特一人试验之成绩，足以还五万万赔款而有余。
巴氏试验的成绩很多，今天我举三件事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