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