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凭藉汉唐的经学，加上佛家与道家的影响，参考的材料多了，他们对于古书的了解往往有确然超过汉唐之处。但他们为中兴儒教起见，虽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为自尊其说起见，虽得力于汉唐而不能不压倒汉唐。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久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 ，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话头。但平心看去，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费密说汉唐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这是最公平的话。
宋儒排斥汉唐，然而宋儒实在是毛公、郑玄、王弼、王肃的嫡派儿孙。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宋学只是一种新汉学，而清代的汉学其实只是一种新宋学！
（《费经虞与费密》）
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于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家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老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细心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当日本是一个很和平圆通的人，孔丘也肯见见南子，也不拒绝阳货的猪肉，也和他国里的一班贵族权臣往来问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发财的，也有替蒯瞶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说过，乡愿是德之贼，而狂狷却还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绝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训！
（《费经虞与费密》）
去伪存真
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譬如猪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头颅痛哭，孙行者告诉他那是一块木头，不是人头，猪八戒只该欢喜，不该恼怒。又如穷人拾得一圆假银圆，心里高兴，我们难道因为他高兴就不该指出那是假银圆吗？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二、什么时候寻出的？三、什么人寻出的？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心的）的可能吗？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历史的国学研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