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
由这道诏命我们可见当初的广建宗庙是一种提高巩固帝权的方策，并且这种方策到公元前40年左右大致已经成功，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诸臣计议，大多主张废除，遂罢郡国庙及皇后太子庙。同年又下诏议京师亲庙制。大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此事遂暂停顿。此后二年间（公元前39年一前38年）经过往返论议，宗庙大事整理，一部分废罢，大致遵古代儒家所倡的宗庙昭穆制。
毁庙之后，元帝又怕祖宗震怒，后来（公元前34年）果然生病，“梦祖宗谴罢郡国庙”，并且皇弟楚孝王所梦相同。丞相匡衡虽向祖宗哀祷，并愿独负一切毁庙的责任，元帝仍是不见痊可。结果二年间（公元前34年-前33年）把所废的庙又大多恢复，只有郡国庙废罢仍旧。元帝一病不起（公元前33年），所恢复的庙又毁。自此以后，或罢或复，至西汉末不定。但郡国庙总未恢复。
光武中兴，因为中间经过王莽的新朝，一切汉制多无形消灭。东汉时代，除西京原有之高祖庙外，在东京另立高庙。此外别无他庙，西汉诸帝都合祭于高庙。光武崩后，明帝为在东京立庙，号为世祖庙。此后东汉诸帝未另立庙，只藏神主于世祖庙。所以东汉宗庙制可说较儒家所传的古礼尚为简单。
这种简单的庙制，正如上面所说，证明当初的政策已经成功，皇帝的地位已无摇撼的危险。在一般人心理中皇帝真与神明无异，所以繁复的祭祀反倒不再需要。因为皇帝的制度已经确定稳固，所以皇帝本人的智愚或皇朝地位的强弱反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和帝（公元89年-105年）并非英明的皇帝，当时外戚宦官已开始活跃，汉室以至中国的大崩溃也见萌芽，适逢外戚窦宪利用羌胡兵击破北匈奴，为大将军，威震天下。当时一般官僚自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只有尚书令韩棱正色反对：
“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
这虽是小掌故，最可指出皇帝的地位已经崇高到如何的程度。“万岁”或“万寿”本是古代任人可用的敬祝词，《诗经》中极为普通。汉代对于与皇帝有关的事物，虽有种种的专名，一如秦始皇所定的“朕”之类，但从未定“万岁”为对皇帝的专用颂词。所以韩棱所谓“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实在没有根据，然而“议者皆惭而止”，可见当时一般的心理以为凡是过于崇高的名词只能适用于皇帝，他人不得僭妄擅用。礼制有否明文并无关系。
（七）后言
此后二千年间皇帝个人或各朝的命运与盛衰虽各不同，然而皇帝的制度始终未变。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皇帝实权削弱，隋唐复盛，宋以下皇帝的地位更为尊崇。到明代以下人民与皇帝真可说是两种物类了，不只皇帝自己是神，通俗小说中甚至认为皇帝有封奇人或妖物为神的能力。这虽是平民的迷信，却是由秦汉所建立的神化皇帝制度产生出来的，并非偶然。这也或者是人民散漫的程度逐代加深的证据。不过这些都是程度深浅的身外问题，皇帝制度本身到西汉末年可说已经完全成立，制度的奉质与特性永未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