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中下岗的数千万工人渐渐找到了新的工作，虽然收入未必丰厚；数以亿计的农民也不会在农闲时节到处闲逛，他们走进城市，以农民工的身份，填补了下岗工人遗下来的空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被就业市场完全吸纳……就业，这个从80年代起就缠绕着中国人的难题，变得容易了很多。
然而，更加惹人注意的是，中国房地产脱颖而出，成为大伙儿最关注的行业。
我们知道，中国的地方官员是中国经济的直接组织者，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没钱。
好在现在有了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起到了“第二财政”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个最好的消息是土地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且只掌握在他们手里。这意味着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买方根本毫无议价能力。
不过，买方也不需要议价，因为买方——房地产商——也仅仅是个附属品而已，他们是“第二财政”的附属品。
于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可以开始了，这是一个正循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正循环，一个除非受到外力打断否则绝对不会停止的正循环：
地方政府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从而获得巨额资金→房地产商将工程转包→建筑商、设计单位、包工头、建筑工人开始忙碌→房屋建好→房地产商卖出房子→获得巨额资金……
至此，第一轮循环结束，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轮循环，然后第三轮、第四轮……
如此循环下去，简直是皆大欢喜。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一个得了面子，一个得了里子：一个获得了一轮一轮的“巨额资金”，在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上风光一把；一个稳坐幕后，神不知鬼不觉，什么“富豪榜”也不上，数不尽的钱自动送上门来。
这种“wintowin”的游戏玩下去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不再缺钱，其典型证据即是各种世界著名建筑的山寨版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四面开花。只是，它们新的身份，已经换作了办公大楼。至此，“分税制”对于地方财政的副作用迎刃而解！
只是，当一扇大门被关上的时候，一定有另外一扇大门被打开了。人们很快发现，房价开始翻着跟头往上蹿。
这一切在索罗斯们的眼中，在白宫主人的眼中，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太简单也太熟悉了，只需按照“日本模式”操作即可：
持续的资本流入→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并且疯狂膨胀→为冷却经济和挤压泡沫，当局连续加息→泡沫破裂→资本大举外逃→通货紧缩→经济进入持续的萧条状态。
局势发展到最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名义，美国人扮演“救世主”的时候就到了。其时，同当年东南亚的情形一模一样，苛刻的救助条件将会强加到中国头上，核心的优质资产将会以低廉的价格送到美国人手上，目的只是为了换只有美国人才能拿出来的那张叫作“美元”的纸。一场盛宴的大幕就此拉开。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反过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然而，北京方面非常清醒。
很明显，至少在2004年，北京就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可能在中国重演的危险。那一年的“江苏铁本事件”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的雷霆一击（新华网2004年5月10日报道：《江苏铁本事件：企业违规上马偏离科学发展观》。）。作为地方信用机构为无限制扩张产能提供支持的典型，这一案件的处理为当时已经初露锋芒的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野蛮增长泼了一盆冷水，踩下了急刹车。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春节后，“两会”召开的日子里，一个新鲜的话题爆了出来。
“两会”代表纷纷抱怨房价疯狂上涨。一时间，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咨询机构的数百名成员（代表）纷纷发表看法。这期间，人们从电视新闻中，听到最多的说法是：“以我（‘两会’代表）的收入，是买不起房子的。”
从此，中国的经济就经常性地进入了“宏观调控”中，调控的重点，即是房地产相关行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例，调控的原则是：
一、房价必须保持上涨，以维持资本对于这一领域的持续流入，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房地产一直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安全和稳固。
二、房价上涨的幅度，以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为上限。
这就是房地产调控的原则，不过两条，简单明了且高效。
这还不够，在纷繁芜杂的嘈杂声中，对房价和房地产相关行业，最高当局时而打压，时而鼓励，时而严厉，时而温和……措施不一而足，却完美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又保证了房地产相关行业对于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直到2008年金融风暴，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效果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今天，世界各国都焦头烂额，只有中国泰然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