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让我们注意到潜伏期介入的典型的仪式行为，这是儿童努力抗拒**的结果，[161]他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伦理和审美屏障”。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162]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超我和自我[163]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164]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165]完成趋势”。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166]的最好回应。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和“太捣乱”，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成“压制本我”和“抵抗被禁冲动”的两项任务。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167]。
既然潜伏期的客体关系对儿童的支持如此的强大，甚至对正常儿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这个支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们明显可以做到这样的支持，因为儿童对客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这种依赖是克服焦虑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后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后爆发）。如果我们把自我的力量当作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取决于超我严重程度是否得以减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范围，它与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一致。我们不应该冒着很大的风险，要求儿童在潜伏期去适应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儿童成功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标准[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