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讨论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即分析师如何处理与病人父母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属于分析技巧，却于分析相当重要。分析师与病人父母之间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样分析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孩子依赖父母，所以我们必须把父母也纳入分析的领域。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分析的对象，所以我们只能用一般心理学方法去影响他们。因为分析会触及父母自身的情结，所以父母与分析师的关系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孩子的神经官能症本身会引发父母的罪疚感，当他们向分析师寻求帮助的同时，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分析师**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也确实令人难堪。另外，孩子与（女性）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信任，也可能引起嫉妒，尤其对于母亲。这种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体与其母亲意象（mother-imago）[87]之间的竞争，在家庭教师与保姆身上也很显著，即便她们对分析本身是友善的。这些保持在潜意识层面的林林总总的因素，使父母对分析师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特别是对于母亲而言，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能够洞见孩子非常需要治疗，这种矛盾心态也无法去除。所以，即便孩子的亲人能够在意识层面完全赞同分析，我们也必须防备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扰因素。当然，他们对分析的干扰取决于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心态的矛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长那里所遭遇的障碍，一点也不会少于那些对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长。同样，我认为在分析前给家长灌输一大堆艰深的理论既无必要，也不妥当，因为作过多解释反而会对他们自己的情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并会提醒家长，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在所有治疗中，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和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目标是让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工作，避免从外部与内部干扰我们的工作，比如他们不应用提问或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严重焦虑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状况，我们的确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够克服困难，想办法将孩子带来治疗，鲁思与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88]根据我的经验，这还是能够办到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便阻抗很强烈，孩子对分析师还是能产生积极移情的，也就是说，孩子其实对分析师既爱又恨。尽管如此，孩子家庭提供的协助并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关键辅助要素。强烈阻抗毕竟不常发生，而且也不会持久。开展分析工作时必须避免阻抗发生，如果无法避免也要尽量迅速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