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为原定计划所无，嗣因第六章以下分论诸宗，于其彼此相互关系及宗派外之预备的发展，叙述不便，改增设一章以补其阙。所用资料，不免与他章间有重复。又本章务提纲挈领措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详细情形，或非参考他章不能了解。又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专叙，故所论从略。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详，骤视若繁简失当，此皆为行文方便起见，望读者谅察（按：分论诸宗稿未成）。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唯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
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1].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唯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2]，此外则慧导疑《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涅槃》[3]，皆可谓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
中国北地佛教之开展，不能不归功于佛图澄。澄，龟兹人，（以其姓帛知之）以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国三十九年（三一〇至三四八），始终皆活动于石赵势力之下。据本传（《梁高僧传》卷九）所记事迹，半带神秘性，用是能感动石勒父子，起其信仰，《传》谓“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澄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然不能疑为空疏无学，《传》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辨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又云：“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听其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窃意澄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最为深刻，故能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其门徒极盛[4]，而最能光大其业者，则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今直隶正定），盖生于西晋惠帝时，以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三八九）示寂，年可九十余[5].早岁绩学燕赵间，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关中，其传记为一极复杂而极一贯之历史，其伟大人格之面影随处发现。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6].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7].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功侔于刘中垒[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