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也。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固无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论，幅员既如彼其辽广，种族既如彼其复杂，文化既如彼其繁荣，则佛教在彼土千余年间之分合盛衰，必与其政治上、学艺上有相应相倚之关系明矣。徒以印人历史观念缺乏，至今竟无一完备之信史足为依据，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为意，故无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灭度后，循机体发育之公例，为不断的进化蜕分，其间或荣或悴，经无数波折，卒乃灭绝而迁化于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实，苟非略察其社会变迁之迹，则此种现象殆无由说明；而其所输入中国之教理，何故有种种异相，亦无由知其渊源所自。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论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迹，略同孔子。孔子辙环所及，在黄河下游齐、鲁、宋、卫约千里间，南极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竭陀、萨罗、迦尸、赏弥数国，约千里间，南极胆波而止（约当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缘最深者，则摩竭陀之王合城（竹林精舍所在）、萨罗之合卫城（给孤独园所在）、迦尸之婆罗奈城（鹿苑所在），此诸地方，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处，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犹然）。就中王舍城最为主要，舍卫次之，而此二地则外道之窟穴也[1].佛教首立根据于此，可谓力为其难，而后此佛教与外道轧轹不绝，且彼此思想常迭相为影响，则亦以此。
佛灭度时，摩竭陀王为阿阇世。其人本弑父篡国之恶徒，且常党于耆那，与佛为难。然当佛灭前已悔罪皈依（据《阿阇世王经》），故有名之“第一结集”（详次章），即在王舍城举行。其后阿阇世战胜波斯匿，兼并萨罗，拓境西至摩偷罗，西南至阿槃提，东南至鸯伽（即今之印度首都加拿吉打所在地），奄有五河全域（恒河所受五河）。王既信佛，故佛教亦随其政治势力而扩张，因扩张之结果，而地方的派别渐生。
佛灭后百五十八年（西纪前三二七），有一事为印度文化史上所宜特笔大书者，则亚历山大大王之大军侵入是也。大王军力所及，虽仅在印度河流域，其时间虽仅十二年，然印度、希腊两文化系之接触，实自兹始。时大王领土，奄有波斯及中亚细亚，逮大军退出，挟印度文明之一部分以为归赆。佛教之入西域，此其远因。且自兹役后，犍陀罗、迦湿弥罗一带，已渐受希腊思想之濡染，而此两地实为后此佛教之中枢。故佛教在同一根本原理之下为多方面之发展，其受外来文化之戟刺，不可诬也。
西北部之客军方退，而中部之内争旋起，时则有所谓四恶王者，日寻干戈，破坏塔寺，杀戮比丘，一般人民固受涂炭，而佛教受创特甚[2].至佛灭后二百十九年（西纪前二六六），阿育王即位，教乃中兴。
阿育王Asopa为佛教最有力之护法者，稍治佛学之人，类能知之[3].其祖父旃陀罗麯多，当亚历大军退出后，蹶起西北，逐希腊人所置将帅，旋龛定四恶王，统一中印度，建立所谓孔雀王朝者。再传至阿育，国势益张。南灭羯伽，西服犍陀罗，五印役属，余威且及域外，而奠都于摩竭陀之华氏城（亦称波厘吒子城，在王舍城西约二百里，佛在世时所常游处也）。既厌征伐，遂皈正法。时则有目犍连帝须MoggaliputtaTissa者，实为国师，为王立种种关于宗教上之设施，既在华氏城举行“第三结集”，调和上座、大众两部之争[4]，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大举弘法，其布教区域及教师名，具见《善见律毗婆沙》中[5].其今地名略可考定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