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原本预算的赈灾预备金是四十万两，可山西伪银事件一出，为了稳住局面，为安抚市面，崇祯前几天已经把那几十万两已经提前动用了，现在如果再用钱，就是在透支明年的额度，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关键项目的推进。

内帑不是聚宝盆，它的充盈是暂时的，而支出却是无底洞，如果养成依赖，年年寅吃卯粮，等到“卯粮”吃尽，内外交困真正总爆发时，大明就真的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

其次，也是更关键的政治考量。“钱”的问题，不能总是皇帝一个人扛。

山西出事，他慷慨地从内帑拨钱补窟窿，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无形中也传递了一个信号——皇帝的内帑很有钱，遇到花钱的难事，可以指望皇帝掏腰包。此例一开，后患无穷，朝臣们遇到财政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开源节流、筹措款项，而是如何写奏折向皇帝哭穷要钱。

再者说，今年大明各地灾害频发，可户部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吗？内阁就没有一点办法吗？朝堂上衮衮诸公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吗？今天晚上孙、薛、杨几位大臣一起询问河南、山东的旱灾应该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一点试探他内帑的意思吗？

所以皇帝可以出钱，但不能这么轻易地出，更不能让臣子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财政的责任，必须让整个官僚体系共同承担。 否则，改革就永远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战斗。

念及于此，崇祯心中那“拨二十万两”的念头被强行按捺下去。

他可以出钱，却不能这么容易的出钱！

他睁开眼，脸上适当地流露出更深的疲惫与无奈，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窘迫。

“孙先生所言，朕岂能不知？河南生灵，亦是朕之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