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茜对学校期望很高。自从接种疫苗立刻教会了她分清左右手，她就觉得学校必定会带来更大的奇迹。她想，第一天放学回家，她便会读书写字了吧。然而，那天她带回家的，不过是个流血的鼻子。当时，她想去喝喷泉式饮水器里的水，却被一个更大的孩子把脑袋按到了石头边沿上。而且，那个水龙头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汽水。

弗朗茜很失望，因为她不得不跟另一个小女孩合用本该一人一套的桌椅。她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早晨，她骄傲地接下班长分发的铅笔，三点又老大不情愿地把铅笔交还给另一位班长。

虽然只在学校待了半天，她还是明白自己成不了老师的“宠物”。那项殊荣是留给一小部分女孩的……那些女孩留着干净的鬈发，围着整洁挺括的围裙，戴着崭新的丝绸蝴蝶结。她们都是社区里有钱店主的孩子。弗朗茜注意到，老师布里格斯小姐不仅冲她们笑得灿烂，还把前排最好的位置都留给了她们。那些宝贝学生不用跟别人分享座位。布里格斯小姐冲那些被命运眷顾的女生说话时，声音都是温柔的。面对一大群平民家的孩子时，她却向来都大吼大叫。

弗朗茜跟其他同阶层的孩子凑在一起，第一天学到的东西，就超过了她的预期。她发现，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也有阶级之分。老师的态度令她困惑，也让她伤心。显然，老师讨厌她和那些与她相似的学生。理由无他，就是出身而已。看老师的表现，仿佛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权利进入学校，她只是被迫接受他们，所以自然会尽量克制自己的善意和眷顾。老师只勉强教授他们一点儿知识。跟医疗中心的那位医生一样，这个老师也觉得他们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

这些没人要的孩子照理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那些与之对抗之事，然而，并没有。他们互相憎恨，就像老师憎恨他们一样。冲彼此说话时，他们也像老师那样大吼大叫。

总有倒霉的家伙被老师拎出来当替罪羊。那可怜的孩子会被唠叨、责骂一通，承受她那老处女的坏脾气。一有孩子被如此教训，其他小孩也会转向他，学着老师的样子再攻击一番。令老师心悦的那些学生，也会去刻意讨好，并觉得这样做或许能离大权在握的老师更近一步。

这所丑陋又冷酷的学校只能容纳一千人，结果却收了三千学生。孩子们中间流传着不少下流故事。其中之一跟普菲尔小姐有关。普菲尔小姐是老师，淡金色头发，喜欢大声地咯咯笑。她要是安排班长管理班级，说自己要“去办公室”，其实就是去地下室跟门房助手胡搞。经常受欺负的小男孩中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据说，凶狠肥胖、残酷无情、常穿亮片裙、身上总有股粗杜松子酒味儿的中年女校长把几个不听话的男孩叫到办公室，脱掉他们的裤子，用棕榈藤藤条抽他们的光屁股（女孩则隔着裙子打）。

学校当然禁止体罚，但外面的人哪儿知道？谁会说出去？当然不是挨了打的孩子们。社区内有个传统，一个孩子若说出自己在学校挨了打，那他回家后还会因在学校表现不好再挨一顿。所以，孩子们都会默默接受惩罚，独自承担一切。

这些故事最丑陋的一面在于，它们虽然肮脏，却都是真的。

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间，要形容该地区的公立学校，“粗暴”是唯一合适的词。当时，威廉斯堡压根没人听说过“儿童心理学”。教师的准入门槛很低，高中毕业、在教师培训学校再待两年就行。几乎没有老师真能胜任自己的岗位。她们之所以教书，是因为能找到的工作本就没几个，教书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教书比进工厂薪水更高；因为可以享受漫长的暑假；也因为退休后能拿到退休金。她们之所以教书，还因为没人愿意娶她们。当时，已婚妇女不能教书，所以大多数老师都因对爱极度渴求的本能，变得神经兮兮。这些内心荒芜的女人以一种扭曲的专横态度，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其他女人的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