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的线索是怎么找到的?”

“好吧，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当然，华生医生，这也就是在咱们这个圈里说的话。要查这个案子，先得去查那个美国人。有些人只知道坐等广告以后找上门来的人，可托比尔斯·格莱戈森不会那么做，他盯住了死者的那顶帽子!”

“那顶帽子是从坎姆波威尔路129号，约翰·安德伍德父子商店买的。”福尔摩斯说。

格莱戈森顿时有点失望。

“你也注意到了?你去过那家商店?”

“没有。”

“你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哪怕它小得十分微不足道。”

“是啊，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说，不存在什么小事。”

福尔摩斯似乎在引用什么格言。

“我去了那家商店，购买记录就在柜台的本子里，是店里送的货，收货人是沙邦吉埃公寓的屈伯先生。”

“很聪明，很聪明!”

福尔摩斯低低地说。

“我去见了沙邦吉埃夫人。她很消沉，而她的女儿却很出色，不过我跟她说话时见她的嘴唇在颤抖，这些细节都没能逃脱我的眼睛。

“我问她们知不知道屈怕死了，母亲点了点头，女儿则失声痛哭起来，看来她们与本案确实有关。

“我问：‘屈伯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八点，’女儿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抽噎说，‘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一共有两趟火车，第一趟是九点一刻，第二趟是十一点，他们去坐第一趟车。“‘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吗?“我这样一问，她不禁大惊失色，许久，才低声说：‘是。“又过了一会儿，女儿突然又开了口：‘妈妈，不要隐瞒了，和这位先生说了吧!我们后来又见了那个人一面。“‘你，你这是害你哥哥啊!“‘不，阿瑟是同意我们道出真相的。’女儿坚定地说。

“‘好了，说吧，说一句和全说出来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你们也未必知道我们知道多少!’我这样说。

“‘阿丽丝，你疯了!’妈妈喊了起来——她转身对我说：‘事实就是事实，我儿子是无辜的!他的职业和他的履历就是证明。“‘请相信我，如果你儿子是清白的，那他就不会受到惩罚。’我这样回答。

“‘阿丽丝，你应该回避一下，’妈妈这样说了以后，女儿立刻就出去了。‘先生，事已至此，我别无选择，所以不会隐瞒任何东西。“‘这样做非常明智。’我说。

“‘屈伯先生和他的秘书来欧洲旅游，在我这儿住了将近三个星期，他们是从丹麦的哥本哈根来的。斯坦格森是个有教养的人，而他的主人则相反，粗鲁而野蛮；经常喝得烂醉，对服务员动手动脚，竟然还调戏我的女儿阿丽丝，有一次居然把她抱到了怀里——当时他的秘书都指责了他。“‘你如果想摆脱他不是很容易吗?“‘唉，现在是淡季，而他出的房租是一人一天一英镑，一周就是十四镑啊!为了钱，为了在海军中开销很大的儿子，我只好努力忍受着。可是这最后一次实在太过分了，我只好限令他即刻搬走。“‘原来如此。“‘看见他们上了车，我的心算放了下来。儿子回来了，我什么也没说，由于他的脾气很暴，而且十分疼爱自己的妹妹。可就在这时，屈伯又回来了!“‘他仿佛又喝了酒，说什么没赶上火车。然后就叫嚷着让阿丽丝和他一起私奔，甩掉老妈，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保证让阿丽丝过得像个公主。“‘阿丽丝吓得惊恐万状，奋力要挣脱开他的拉扯。就在这个时候，我儿子阿瑟回来了。“‘然后就是击打和叫骂的声音，我吓得不敢抬头，结果什么也没看见。“‘等我最后抬起头来时，阿瑟已经拿着棍子站到我面前了。“那个混蛋再也不会来了!我出去看看他还在不在?”我儿子说完，他抓起帽子就冲了出去。“‘第二天，我们就听说屈伯死了。“沙邦吉埃夫人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么多，我都有速记。”

“太精彩了。”福尔摩斯打了个阿欠以后，又问，“后来呢?”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沙邦古埃夫人，她有点心虚，我便问她儿子是几点回来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