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朋友华生的某些念头虽然为数不多，但往往执拗得超乎我的想像。许多年来，他一直劝我自己动手写一部分办案记录，这也可能是我自食恶果，因为我总是寻找时机指出他的记述是多么浅薄，指责他忽视事实和数据的重要性，而只是一味地去迎合世人的口味。“你自己试试看!”他这样反驳。而轮到我自己提笔著作时，我必须坦诚地承认一个事实，即内容必须以一种调动读者阅读积极性和兴致的方式来加以传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应该会轻而易举地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手里一件最离奇的案子，并且，华生凑巧没有将它收录进他的集子。谈及我的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我要在此说明，我之所以在我不值一谈的侦查工作中不厌其烦地增添一个同伴，这绝不是意气用事和奇思异想，而是因为华生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出于他自身的谦逊及对我工作的过多溢美，他忽略了自己的不同凡响之处。一个与你的结论不谋而合，总能正确预见行动发展的合作人是具有危险性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都使他惊诧不已而未来总使他迷惘和不知所措，那他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一伙伴。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在一九○三年一月，即布尔战争刚刚结束之际，詹姆斯·M·多德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个魁梧高大、精力充沛、皮肤黝黑的英国人。当时，忠诚的华生由于结婚而不在身边，据我所知这是在我们交往过程中他惟一的一次自私行为，所以当时只有我一人。

我一向习惯背窗而坐，请来访者坐在我对面，让光线完全对着他们。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口。我也不想引导他，因为他的缄默可以给我更多的时间去充分细致地观察他。我一向喜欢让主顾感到我的分析能力是很强的，因此我这样开了口：

“先生，您是从南非回来的。”

“对哇。”他惊讶地回答道。

“是义勇骑兵部队吧!”

“正是。”

“应该是米德尔塞克斯军团。”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知道的。”

我对他的惊讶一笑了之。

“如果走进我屋来的是一位健壮的绅士，肤色晒得黑黑的，而又不像是英国气候造成的，手帕不是放在衣袋里而是放在袖口里，就能轻松判断出他从哪儿来的。你留着短须，说明你不是正规军。你的体态是骑手的样子，你的名片上说你是思罗格莫顿街的股票商，你当然应该属于米德尔塞克斯，难道还能是别的军团吗?”

“你真是明察秋毫。”

“你我所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我锻炼出来了，对所见到的更加注意而已。显然，你无心和我讨论观察的艺术。我想知道在图克斯伯里旧园林那儿出了什么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

“别大惊小怪的，先生。你信上的邮戳告诉了我这一点，并且是如此急迫地约我见面，显然是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的，确实如此。不过信是下午写的，那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如果埃姆斯沃斯上校没把我给踢出来——”

“什么，踢出来!”“哎，差不多。这个埃姆斯沃斯上校是个硬心肠的军官。他当年是个最厉害的军纪官，而且说话也很粗鲁无礼。如果不是因为戈弗雷，我根本无法忍受他的无礼。”我靠在椅背上，衔起了烟斗。“你能否进一步说明你的真正用意?”我的主顾自我嘲讽地笑了。“我不须言明你就知道答案了，”他说道，“我还是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结论到底是什么。我整整一夜没睡好，一心想着这件事，却越想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