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一年一月参的军——整整两年以前——戈弗雷·埃姆斯沃斯也是我们中队的一员。他是埃姆斯沃斯上校的独生子，上校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出色而获得维多利亚勋章，儿子身上流淌着将士后裔的血液，他在军团里是出类拔萃的，无人可与之匹敌。我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那种友谊是真正的同甘共苦。这在军队中是非常难得的。在一年的艰苦战斗生涯中我们生死与共。后来我们在比勒陀利亚界外的戴蒙德山谷附近进行了一次战斗，他中了大号猎枪的子弹。我收到他从开普敦医院发出的一封信和从南安普敦寄出的一封信，再后来就杳无音信了。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没有一封信，而他是我最为要好的朋友。

“战后，我们大家都回到了祖国，我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戈弗雷在什么地方，没有回信。过了一阵子，我又心急如焚地写了一封信。这回收到了回信，短短几句话，干巴巴的，说是戈弗雷航海周游世界去了，一年是回不来啦。你看，就这么几句话。福尔摩斯先生，这样我根本无法放心。这件事很奇怪，我的朋友很讲交情，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把我忘记。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我偶然听说他将来会继承一大笔数目可观的遗产，他和他父亲向来相处得也不是很愉快。老头有时有点不讲理，倚老压人，而戈弗雷的脾气也很火爆。那封回信使我不能相信，我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谁料凑巧我自己的事儿由于两年离家也必须处理处理，所以直到前不久我才开始查访戈弗雷。于是，我就把别的事全放在一边儿，先把这件事办完再说。”对詹姆斯·M·多德先生那种人，你最好与之交友而不做敌人。他的蓝眼睛直盯着人，方形下巴绷得很紧。

“那么，你怎么办了?”我问他。

“第一步，我亲自去图克斯伯里旧庄园看看情况，所以我先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因为他父亲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我还耍了点儿小聪明：我说戈弗雷是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告诉她许多我们共同生活的趣事儿；我偶然路过了附近，可否顺便拜访一下?还有许多类似的客套话。我收到一封相当热情的回信，说可以留我过夜。于是我星期一就去了。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地处偏僻，无论在什么车站下车都要再走五英里。车站竟然没马车，我只好走着去，手里还拿着手提箱，所以傍晚才赶到那里。那是一座曲折的大宅子，位于一个相当大的园子中。我看这宅子集中了各个时代的各种建筑风格，从伊丽莎白时期半木结构的地基到维多利亚的廊子，一应俱全，无所不有。屋里的嵌板、壁毯和褪色的古画表现出这是一座十足阴森神秘的古屋。有一个老管家叫拉尔夫，年龄大概和屋子一样古老，还有他老婆，更古老。她原先是戈弗雷的奶母，他对我说起过她对他的感情仅次于亲生母亲，所以尽管她模样古怪，我对她还是颇有好感。我也喜欢他母亲——是一个极其温柔的妇女。只有上校令我看着不舒服。

“一见面我们就吵了一场。我想马上回车站，后来感觉这样好像对他有利，我就没有走。我被直接领到他书房。他坐在乱七八糟的书桌后面，身体高大，驼背，脸黑，胡子乱糟糟的，突出的鼻子是鹰钩的，浓密的眉毛底下两只灰色的凶眼睛瞪着我。一看他我就明白了戈弗雷为什么很少提及他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