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挂断电话，难以克制脸上沾沾自喜的笑容。我思考着他的通话内容，这段话告诉了我很多事：联邦探员已经尝试过申请我公寓的搜查令但失败了——因为肯尼迪在请求重新裁量。如果探员急需一张搜查令，他们可以通过电话向执勤中的联邦法官申请。我猜肯尼迪昨晚试过，但可想而知失败了。首先，他的合理根据听来很薄弱，用唇语读出来的“炸弹”一词、遭受生命威胁的联邦证人，以及与我无关的爆炸物窃盗案；再者，国会对特定职业有特殊保护的待遇——律师就是最被保护的那一群。

考量到搜查小组可能不小心找到受秘匿特权所保护的资料，搜查律师的公司或住处是很危险的。联邦法官应该很乐意终止我受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但由于这有可能侵害我当事人的权利，他们不太可能在没听审的情况下就核发搜查令。大部分的搜查令都是在没有听审的情况下，以纸本而非电话申请来的。探员会拟一份宣誓书，列出搜查事由与目标，十之八九都会获准。如果牵扯到争议事项，好比说搜查一名律师的住处，联邦检察官就得在听审中为其申请做出争辩，那会花上一点时间。有些搜查令一天就下来了，如果该位探员走运的话，只要半天。但也有申请搜查令前，先花上好几个星期准备的案例。

肯尼迪任由他的微笑转变为明目张胆、志得意满的笑脸。

他知道搜查申请会被批准，我帮了他一把。身为律师，我有义务要配合法院，这样拒绝搜查，等同是亲自将搜查令交给了肯尼迪。没有一位法官会冒险拒绝搜查令的申请，因为不想让人以为他们在保护手脚不干净的律师。

“是哪位法官负责审理这份申请？”我问。

“波特。我们把时间定在中午。”

现在是早上8点5分。

我安排的日程全作废了，中午一到，联邦助理检察官吉曼尼兹会替联邦调查局弄到搜查令。他们大概早已派人站在我公寓门口，准备进行封锁，确保没人能拿走证物，并耐心地等待波特法官签过名的文件。波特法官核准申请后，拿去给庭务员签名盖章，这个步骤大概会花个10分钟，也许15分钟，接着要花40分钟的时间将原始文件送到我的公寓，才能开始合法搜查。我以为在下午4点以前，我都还有时间把事情想清楚，现在我最多只剩不到5个小时。

我们往帐篷外走去，肯尼迪抓住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拿着自己的名片。“这是我的联络资料，认真思考一下，你现在麻烦可不小。”

我看到列文拿出手机。

“不用了，谢谢。名片你留着吧。”我说。

肯尼迪把名片放回外套里。

在我看来，比尔·肯尼迪是一位紧张兮兮但认真勤奋的探员，他真的在乎自己的工作，这很难假装。那时，我很确定肯尼迪是一片真心。我终究会跟他坦承一切，但得先掌握事情的全貌才能去找他。我不想让俄罗斯佬知道我拿了他的名片，我得另外设法来联络他。

一个俄罗斯佬意想不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