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对两广早有防范。

在所有反蒋势力中，两广反蒋人士地位之高、人数之众、内部派系之多，堪为首屈一指，当然军事实力更是不可小觑。而多次发生的南京政府要员遇刺案，包括蒋介石多次遇刺、宋子文遇刺、汪精卫遇刺等，皆与广东有关。因此，戴笠对两广历来不敢“怠慢”。

特务处创办伊始，即建立了香港组，不久升格为香港站，辖广东、广西、云南乃至南洋一带。广东组、广西组的工作重点，就是搜集两广一切情报，尤以军事情报为重中之重。

1935年4月，陈济棠对海军三舰采取行动之初，戴笠便及时得到情报：

陈济棠擅自扣留中央派在南海的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减发薪饷，将三舰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

戴笠在广东安插的特工中，有个叫陈涤的原海军军官，与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海圻舰舰长唐静海往来较多，关系友好。戴笠密令陈涤策动三舰逃离广东，同时下令香港站正副站长邢森洲、龚少侠，组织“营救”三舰。

三舰军官多半出身海军学校，从感情上倾向中央。加上陈济棠扣留三舰后，减发薪饷，并准备撤换三舰舰长，对三舰进行改编，引发三舰官兵激愤。在这种情况下，陈涤的策反工作进展顺利。经过一番筹谋，三舰做好随时乘隙逃走的准备。当时虎门要塞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中，三艘巡洋舰只要逃出粤江，便脱离了陈济棠的掌控。

然而，不知是因拒绝改编引起了陈济棠的警惕，还是不慎走漏风声致陈济棠采取军事行动，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待机逃走之时，三舰被扣留两个月后的6月15日，广东海空军突然包围三舰，强迫三舰从黄浦江开回广州。

时值傍晚，江面水雾迷蒙，原本半阴的天空忽然乌云骤聚，转瞬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暴风雨中，飞机难寻三舰目标，被迫停飞，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抓住时机，率先指挥舰艇冲向外海，海圻舰舰长唐静海率舰紧随其后，肇和舰因机器故障开在最后。

粤军的空军撤了，海军还在，好在天公作美，海琛舰、海圻舰借助雷雨，很快甩掉粤军追堵，安全抵达虎门，并通过虎门驶到香港附近海面，暂时停靠；肇和舰最终被拦截。

南京政府派军委会海军事务处处长陈策赴港，于7月9日率两舰北上南京。

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戴笠首次与两广军阀“交锋”，从发现陈济棠扣留三舰，到成功策动两舰脱离粤军，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为此次敉平“两广事变”积累了经验。

“两广事变”爆发后，戴笠召集郑介民、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香港区区长邢森洲等粤籍得力干部齐聚南京特务处，商量部署策反方案。

此次商量重点，就是从哪里入手，能够尽快打开缺口，给陈济棠以震慑。陈济棠的海军，尽管两艘较大吨位巡洋舰归队中央，但尚有从意大利购买的四艘新型鱼雷舰，组成舰队，威力不可小觑；而其陆军实力，在海军之上；空军实力，在陆军之上。

空军，是陈济棠的一张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本钱。常言说打蛇打七寸，研究决定先从空军下手，然后在陆海军中齐头并进。

在粤军空军中，梁干乔与郑介民都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名昭桂，生于190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郑介民、张炎元、邓文仪等人同期。但梁干乔留学期间闯了一场大祸——

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那天，梁干乔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上跳出来，高呼口号，力挺托洛茨基，被当场抓捕，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亚，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可谁也没有想到，梁干乔竟是个奇迹，他很快搞到一张假护照，买通看守逃回了中国。

看来梁干乔早就有当特务的潜质，回国后，他先后脱离共产党和“托派”，彻底投向国民党，参加了特务处最早的组织密查组，后又参加创办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特务处戴笠手下一员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