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虽未受责罚，却也不能不反躬自省。一回到南京，他立刻清点事变中无作为的西北区相关负责人。

特务处在西北区职务最高的，自然是西北区区长。但西北区成立仅一年余，区长换了三任。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1935年10月上任，1936年1月离职另有任用；

第二任区长江雄风，被胡宗南看上要走；

派谁接任呢？戴笠环顾左右，蓦地想到了王天木。当时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人手不够，正是释放王天木的好机会。一纸报告打上去，果然被蒋介石批准。被判无期徒刑的王天木，在丙地被关押两年后得以释放，即刻领命走马上任，出任西北区第三任区长。

时近年末，华北局势吃紧，正需要王天木这种有留日背景的“日本通”。戴笠一个指令，又将王天木调到北平，出任北平区区长去了。

接替王天木的是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王新衡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戴笠对他寄予厚望。但王天木走后王新衡却因故耽搁，暂由江雄风代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安事变发生了，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区长，情况都没怎么熟悉何谈作为？要怪也只能怪戴笠换将太勤，向几任区长问责显然不妥。

实际上，最应该处罚的是陕西站站长马志超。

马志超是最早到西北的特务机构负责人，且一直在站长的位子没挪窝。

马志超生于1903年，甘肃平凉人，在陕西华阴长大，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是同一个大队的同窗。第一师开赴西北的时候，胡宗南送给戴笠两个人，一个是特务处急需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戴笠将他安排到浙江警校做了教育副官。

区区教育副官，似乎难让马志超一展平生抱负，正在无聊地念叨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时候，“冯唐”真的就来了——

1934年特务处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的西北出身，使他成为戴笠眼中陕西站站长的不二人选。

戴笠用人，一向自诩善于量才器使，但这次，西安事变结束之后，他不得不承认选错了人。

为了便于工作，戴笠在任命马志超为陕西站站长的同时，又给他一个公开身份——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为的是让他以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省站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可利用警察局资源为特务工作提供便利。

临行前，戴笠一再告诫马志超：“公开掩护秘密”的前提，就是公开机关必须与秘密机构分开，电台更要单独设置一处，与省站本部分离，以避免出事后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切记！

然而马志超成了特务处省级站大员，又有一个警察局局长的官职，一时间“衣锦还乡”的美梦做得有滋有味，根本没把戴笠的话当回事，到西安走马上任后，立刻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起搬进了警察局，将公开单位与秘密单位设在一起，联合办公。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提醒马志超，必须将陕西站本部转入地下，否则会出大事，也被马志超当成了耳旁风。

在秘密机构公开的情况下，张、杨等事变发动者躲避特务耳目的工作便简单了许多，抓捕陕西站特务也变得简单而省事。事变当天上午，陕西站本部被连窝端掉，马志超本人却侥幸逃脱了。

马志超的逃跑也是事出凑巧。那天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军”的日子，马志超特地起了个大早赶去警察局，走到半路忽然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在这件事上马志超所表现出的机敏，可以说作为一个特工还算称职的，只不过他想到的是个人安危，忘记了肩负的责任。

他发现情况异常后，当即拦了一辆黄包车，高价买下黄包车和车夫的衣服，化装成车夫，拉起车子，一口气跑到一个熟人家里，在熟人家里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化装成农民逃到潼关，投奔到他的同乡、第一期同窗某部副师长处。副师长毫不犹豫地将他藏起来，直到事变结束。

马志超违反特务工作保密原则，导致站本部遭受覆灭性打击已罪不可恕，发觉事变后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个人逃之夭夭。追究责任，马志超首当其冲！

然而，马志超却处罚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