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追随胡靖安从事情报工作，到1930年末中原大战结束，戴笠从义务情报员到单枪匹马跑情报，可谓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凭着一股韧劲、一种豁出去的狠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摸爬滚打，总算以卓有成效的业绩，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与器重。

1931年11月，蒋介石手令戴笠组建“密查组”，并称密查组作为正式情报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

这道手令，预示着戴笠的情报工作即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带着手令，戴笠兴冲冲赶往鸡鹅巷五十三号。

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是胡宗南的第一师驻京办事处。中原大战结束后，胡宗南已晋升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此时正住在办事处中。

当戴笠将手令递到胡宗南手上后，胡宗南一个鲤鱼打挺从半躺着的椅子上跳起来。

“好！太好了！办公地点有了吗？”

“还没来得及找呢。”

“找什么呀，我这里这么宽绰，你在这里办公不是正合适嘛！”

“对呀！我还没想到呢。”

“正好可以把家眷接过来，过几天团聚日子。”

“那可不行，我自己单飞还没飞起来呢，怎能再受家小拖累。”

话虽如此，但经过一番商议，戴笠还是改变了主意。这主要在于他做的是秘密工作，密查组成员都是男性，第一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男性，进进出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男子，难免不会引起周围人注意。把家小搬来，倒可掩人耳目。

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母亲操劳了大半辈子，他长到三十多岁还在由母亲资助，心中实在愧疚。将母亲接来，虽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却能享受天伦之乐，也算尽一点孝心吧。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说到母亲的时候，戴笠的眼圈红了：

“一别五年，不知母亲身体是否安康，每一封给母亲的信，几乎都是要钱……”

胡宗南受了感染，想到自己自幼丧母，对戴笠幽幽地说：

“家有老母，惜福吧。更多的人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了办公地点，密查组很快组建起来，成员有：戴笠、徐亮、周伟龙、唐纵、张炎元、郑锡麟、胡天秋、马策、王天木、王孔安。

这就是戴笠特工组织的最早班底——十人团。

对于十人团成员，沈醉的回忆中多了梁干乔和黄雍，少了王孔安和王天木。但沈醉作为戴笠的儿子戴藏宜的同龄人（比戴藏宜年长一岁），是在特务处成立之后由其姐夫余乐醒介绍加入特务组织的，且抗战前一直在上海，对于特务处成立之前的密查组成员情况，想必也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乔家才的回忆中，没有王孔安，多了一个张筱高。乔家才作为戴笠早前的情报联络组同事，虽然没在第一时间参加密查组，却也很快加入了特务处，他的回忆当属可靠。但张筱高不知何许人也。

通过其他资料可以佐证，梁干乔与黄雍均不在十人团之列。梁干乔是在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后加入的；黄雍在密查组时期以及特务处成立后，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并为特务处推荐多名人选，唯他本人，始终没有加入特务组织。

王天木曾在河南一带收编地方武装及散兵游勇，并自任司令，他与戴笠在中原战场相识，给戴笠搜集情报帮了不少忙。中原大战结束后，他追随戴笠也是有案可查的。

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后便被戴笠指派潜入北平，打入反蒋集团内部搜集情报，此后追随戴笠亦在情理之中。

其实密查组时期，人员是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增加的，且远不止十人。以戴笠的个性与行事作风，自然不会拖拖拉拉。十人，只是一个象征数字而已。

比如张冠夫，在所有资料中都没提到他是“十人团”成员，或许因为他一直做内勤（财会），且始终难当大任而被疏忽了。但他确是最早加入密查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