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抵达上海后，直奔法租界，分头找尚被关押的王述樵与洪耀斗谈话，表示和谈诚意。王述樵冷眼端详着戴笠说：

“本人已被关押数月，与外界隔绝，不知王亚樵下落，更无条件为此事奔走。”

“那么，通过谁可以联系到九哥？”

“如果你们真有诚意，可以去找常恒芳。”

常恒芳也是安徽人，出生于1882年，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坚，与王亚樵相识多年，素有乡党之谊，自1928年起，多次追随王亚樵反蒋。

根据王述樵提供的地址，戴笠与胡宗南、胡抱一一起来到甘世东路常恒芳的住所。

戴笠等人突然登门，令常恒芳着实吃了一惊。待戴笠说明来意，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答应尽快想办法与王亚樵取得联系，并一再强调：

“好久未与九光联系了，的确不知他现在何处，不过办法总会有的。”

戴笠自然不用担心常恒芳找不到王老九，于是留下胡抱一等候消息，他与胡宗南返回南京。果然，在胡宗南刚刚离开南京赴西北后，便传来了王亚樵的口信。王亚樵通过亲信郑抱真，将他的条件转达给常恒芳，表示愿意接受和谈，同时提出三个条件：

一、随我吃饭的人众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

二、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

三、如可保证办到上述两事，我将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用则用之，诛则诛之，表示我的诚意。

这些条件并不是十分过分，戴笠上报蒋介石后，根据蒋的指示，给王亚樵作出答复，称可以接受他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将其全家送往南京居住；

第二，请他对西南反蒋派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不管是谁任意打一枪，以表诚意；

第三，请他先出国，待国内空气缓和再行回国，必有重用。

通过常恒芳、郑抱真将这三点要求转达王亚樵后，得到的答复是接受全部条件。胡抱一立即赶赴南京鸡鹅巷，将这个好消息转告戴笠。戴笠听后却是满腹狐疑，盯着胡抱一问：

“三个条件全部答应了？”

“是的，全部。”

“没有附加什么？”

“没有。”

“这么干脆？”

“是啊……”这次轮到胡抱一疑惑不解了，紧盯着戴笠问，“有什么地方不妥吗？”

“以九哥的为人，与西南派合作多年，让他朝西南派打一枪，绝非易事。”

“此一时彼一时嘛，如今他陷入困境之中，西南派与他的徽帮、斧头党相比，自然是解救自家人更要紧。”

“祸莫大于轻敌，还是谨慎为好。你马上回上海去见杨司令，让他督促军警宪兵，海陆空封锁切不可放松，严防王老九乘机外逃。”

戴笠的担心没错，王亚樵用的正是缓兵之计。他将计就计，趁和谈期间对方放松警惕，一面抓紧联络出逃，托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朋友陈中孚，向日领事馆交涉，办理保险事宜，以乘坐日本轮船去港；一面着手解除后顾之忧，将全家老小送回了安徽乡下。

待家人安全离沪，王亚樵亲笔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疾恶如仇。我清楚你所提之条件均为委员长之旨意。其他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而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

戴笠见信，虽心中恼怒，却也是不出所料，当即给王亚樵写了一封回信，严词称：

“你若敢伤害委员长，我必杀你！”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当头，戴笠持信遄赴上海，再次踏进常恒芳的宅邸，将回信与王亚樵的信一并交给常恒芳，不动声色地说：

“九哥这封信，请常先生看看。”

常恒芳正在吃饭，见戴笠突然来访，已预感到和谈进展不顺，看过王亚樵的信，登时脸色煞白，加上天气炎热，瞬间大汗淋漓，为故作义愤填膺之状，一把抄起桌上的饭碗，用力朝地上砸去，同时怒斥道：

“好你个王老九，真是不识抬举，让我们中间人为难，我发誓与你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