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下的人群决不是极少数。

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我在前面说过，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往往是讲总量的，比

如说，有一个人发明了相对论，这就够了，用不着人人都去发明相对论；但科技在某种意义

上也是讲人均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科技素质低，它就往往会拖这个社会中少数杰出人才

的后腿，阻碍甚至毁掉他们的工作，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了。因此，少数杰出人

才根本就无法把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本来可以轻易取得的工作成果拿出来奉献给社会。从这

个意义说，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有赖于其整体的科技素质的提高。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什么文化啊，国民性啊，其

中的绝大部分结论就算不是无稽之谈，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

比较，最显著的不同点恰恰就是其中缺乏科学的传统。其后虽经先知先觉者大力提倡，什么

都要“讲科学”，但实际上，中国的科学传统仍旧十分薄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

包括中国的学术界，往往在表面上追求“科学”，甚至科学至上，但你去看它的实质，却会

发现，这种追求恰恰是因不懂科学，缺乏科学传统所致。文化的惰性确实是比较大的。我在

前面说过，只差一步，但这一步极其巨大。信息时代也许会将科学的光辉照遍进入信息时代

的社会的各个角度，但前提是你必须进去。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起步往里进的，现在

还不能肯定进不进得去。

顺便提一句，1997年5月16日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林公司伪造了些

什么”的报道，披露了科学家们对于“周林频谱仪”的看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在我们准备迈入下一个世纪的信息时代时，审视一下自己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重要

的。中国人曾经十分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当然不足为训，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

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又想得太美好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友好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前

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同胞是坏人外，其他人都是好人、亲人。这种心态直到最近

才有所扭转。

实际上，中国的国际环境即使不是十分险恶，也是相当不利的。在写到这一点时我感到

十分为难和悲哀，因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并向

它们学习许多东西。我十分担心如果中国公众了解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仇

视后，会采取自我封闭和拒绝学习的逆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从我每天看到的无数西

方报章杂志、专业期刊中，读到的都是对中国充满偏见与仇恨的文章，而中国的一般公众对

此却一无所知，以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们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因而毫无防备之心，这时，我又

感到不能不告诉中国的一般公众一个事实的真象，即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是相当仇视的。这种

仇视当中有种族主义的成份，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担心一个人多势众的民族的崛起的现

实利益考虑。产生这种仇视的原因当然有中国自己的错误或不明智，但更多地确实反映了人

类的一种自私、丑恶的本性，即不愿意看到别人过上好日子，只要别人一过上好日子，就觉

得自己吃了亏，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信息时代尚未改变这种状况。

其实，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的中国人并不多，中国人更多地担心的是过不

上好日子。然而，就今天这种日子已经使西方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了，他们已经感觉中国过于

富强，因而已经不可容忍，要群起而围攻了。在苏联解体后一两年的时间内，西方的新闻传

媒已经在西方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公众心目中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帝国”，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