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是国家的财富，也是历史的幸运。淳于髡用一个浅显的寓言，讲明了一个复杂深刻的道理，不论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是“犬兔相争，农夫得利”，战争的本质就是消耗对手，保存自己。作为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淳于髡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齐威王、齐宣王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感慨：“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著书立说，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更在于“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

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畅所欲言。有时候，稷下先生的言辞甚至相当尖刻，如《战国策》：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驎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大分裂中，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稷下先生——集聚在稷下学宫，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着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至此，以齐国为中心，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

“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小自一个民族，大至一个国家，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

四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草莽混沌的早期，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各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