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起承转合中，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嘉庆王朝。在嘉庆中衰的时移世易中，光绪二十三年的悲怆命运其实已被悄悄框定。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上推100年的话，正是嘉庆二年（1797年）。

不过，站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看，嘉庆王朝却还是欣欣向荣的，起码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亲政第一年，大清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GDP的44％，这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公元1799年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8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世纪。18世纪的第一年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随后的整整100年中，康熙、雍正、乾隆这3个清朝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所以当嘉庆皇帝在世纪之交成为这个大国新的领导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19世纪也是中国世纪。

因为基础太好了。此时大清国的人口已达3亿，到19世纪中叶，大清人口据统计竟达4.3亿（见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无论是从GDP还是人口总量的增长上，大清都是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大国。

但是，一些微妙的迹象开始显现。嘉庆十二年（1807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发明火车机车。此后不久，世界上新发明的蒸汽机功率达400万匹马力，相当于4000万人的能力。而在当时的大清国，人力还是最主要的动力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那一年，英国一台机器纺纱机的生产力相当于当时大清国内手动纺车的200倍！一种南辕北辙的趋势已是显而易见。

嘉庆却看不到这一切，或者说看到了也装作看不见。事实上他正被国内众多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所纠结，也被他自身守成、懦弱、勤奋、自怨自艾等多重矛盾性格所纠结。在清朝入关后的10个皇帝中，嘉庆排名第五。这是中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终点，如果不有所作为特别是有所突破的话。其时，帝国的危机开始显现，一切需要大手笔、大气魄、大突破。但是嘉庆却“自念微才薄，难承锡命优”“一己愚哀频战栗”“自愧凡材何以报”，他在《十全纪实颂》中追述自己被宣布为太子时的心情：“闻命之下，五内战兢。”这既是自谦，其实也是自卑。一个统治3亿多人口大国的国君，毫无治国的信心，更无突破陈规的治国理念与放眼世界的视野和胸怀，帝国的中衰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

帝国在嘉庆手中没有中兴而是走向中衰，原因是遭遇了难题。嘉庆难题是世纪难题，也是中国难题。因为它不是寻常的中国式智慧可以突破的，特别是对嘉庆这样一个在乾隆的余荫下虽然有所作为却做不到有所突破的人君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光荣的帝王已经随风而逝，他们似乎无所不能，开创一切，战胜一切，遇魔斩魔，遇佛弑佛，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能力。但是嘉庆不具备这样的气质和能力。他只是个平庸的守成之君，对付历朝沿袭、司空见惯的统治难题已是力不从心，更遑论世纪之变的世界难题了。嘉庆皇帝御国25年对他来说是且战且退的25年，当传说中那个宿命的惊雷（民间野史认为嘉庆皇帝是遭雷击而死）带走这个可怜的人君时，嘉庆帝的心情也许是释然的。

的确，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对帝国来说，一切都不可能结束。一切都还在路上。这是帝国的尴尬与迷茫。它们历历在目，宛如伤花怒放，痛并鲜艳着。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