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2天，嘉庆皇帝召集在京军以上干部谈话。口气之严厉，前所未见。他说：“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还说在京的军官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目的只在敛财。这些人从军营回京后，“家资顿增饶裕”。接下来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请假回老家，借口祭祖省亲省墓之事，“回籍置产”。嘉庆通过严厉的训话，将乾隆末年以来形成的军队腐败现象第一次公之于众，令人顿感政坛出现了异动。

大清政坛的确出现了新思维。嘉庆的正月谈话事实上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他的时代到来了。这是有所作为的时代，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嘉庆甚至提到了他父亲：“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平。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蒇功者。”这是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意有所指。

而接下来一句“近来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战胜，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有一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审办一人”，却似乎是对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说行政作风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貌似委婉，却相当的振聋发聩。因为这是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2天，这样的话出自谨小慎微、一贯唯唯诺诺的嘉庆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镜。

也令人胆寒。

特别是和珅。

这一天，和珅有了两个发现。一个是关于军机处大臣福长安的。他被解职了。由于福长安与和珅是利益共同体，嘉庆在谈话之后一举拿下福长安的职位，意图很明显——冲着和珅来的；二是关于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长安被分派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嘉庆帝的这个举动相当的意味深长。从好里说，是他们受嘉庆皇帝的器重，为太上皇守灵；从坏里说，他们事实上被软禁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到福长安的被解职，和珅只能做出悲观的猜测。

嘉庆耐人寻味地做了一个指示，规定从今以后“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为密奏，个中意图有着强烈的暗示性。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就收到暗示了。他们当日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弹劾是嘉庆皇帝所需要的。因为三天之后，和珅就被革职，逮捕入狱了。

10天之后，和珅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受嘉庆的再一次暗示（事实上和珅被捕就是个强烈的暗示信号），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列出和珅20大罪状，奏请将他凌迟处死，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赐自裁。

这是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的正月行动，自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到正月十八和珅“赐自裁”，刚好是半个月时间。这是改变历史命运的半个月，也是展示嘉庆皇帝处世身段与执政手腕的半个月。他的霹雳手段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和康熙除鳌拜相比，嘉庆的行动也毫不逊色。鳌拜是权臣，和珅也是权臣。被革职前，和珅是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可谓位高权重，一呼百应；鳌拜党羽遍朝廷，和珅也是在乾隆朝受宠多年，谀附着众，但嘉庆帝还是出手了，并且一击成功。

接下来的收官其实比出击更重要：和珅死党，是一一收拾，除恶务尽，还是为稳定计，概不追究？事实上这是个两难选择。取前者，人心是大快了，但是帝国也差不多要完蛋了。谁知道和珅死党的水有多深？这个时代人人一脸无辜，却个个心怀叵测。似乎没有谁是清白的。拔出萝卜带出泥，泥是什么？是大清国的国本啊，不能轻易动的；取后者，稳定的问题是解决了，可发展的问题没解决。后和珅时代，一群面目可疑、心怀叵测的人与龙共舞，这是龙的悲哀，也是帝国的悲哀——大家稀里糊涂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直到走不下去，直到一脚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