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74岁。他这一年的心境似乎只能用“苍茫”一词来形容。

此前两年，因为甲午战败，他被解除任职达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在贤良寺幽居。这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的冰盏胡同，是由当年雍正时的怡贤亲王宅第改建而成。环境幽雅，却不失皇家气派。这似乎说明了李鸿章曾经位极人臣的荣光。即便投闲置散，也隐含东山再起的可能。

而贤良寺一直与政治高度关联。因为靠近紫禁城，地方上入觐的封疆大吏大多选择在此下榻。李鸿章再韬光养晦，也难以落一个清静。当然从表面上看，李鸿章还是向往出世生活的。他在贤良寺里阅读《庄子》一书，体认“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苍茫境界；他天天临摹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以觉悟“空灵”之感。但是这样的散淡生活只延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古稀之年的李鸿章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命，出使欧美，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8国，行程9万多里。这是晚清像李鸿章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睁眼看世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离李鸿章生命结束只有5年时间，离清朝寿终正寝也只有16年时间。如果只争朝夕的话，一个王朝的颓势还有一丝扭转的可能。但李鸿章出国睁眼看世界，究竟看到了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所作为，一切都还要对那一年的历史加以解密。

李鸿章第一个出使的国家是俄国。沙皇的加冕礼在这一年5月举行，俄国公使喀西尼唯恐李鸿章在此之前先去出访法、德等国，就早早跑到贤良寺拜晤李鸿章，和他商定访俄的具体路程：乘法国邮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后，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专门迎候的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在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登岸，再乘车前往莫斯科。

对俄国访问的一个成果是订立《中俄密约》。俄国在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与此同时俄方提出“中俄结盟，对抗日本”的诱人条件。值此甲午战败后不久，清帝国上下对“中俄结盟，对抗日本”的新战略颇感兴趣，当然其中的陷阱也不可不防——俄国“借地修路”，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这个事关主权问题。但是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前报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其实外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政者的格局与视野。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清廷上下，几乎人人都对俄国抱有好感或者说幻想。张之洞就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200多年交往的“友好邻邦”了，而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到即将签约的《中俄密约》条款后，可能觉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帝国权力场的心态，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达成了高度一致。外化到外交成果上，就是《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当然外交成果非此一项。对李鸿章来说，在德国拜会俾斯麦让他获益匪浅。事实上在这之前，李鸿章在国际上就有“中国的俾斯麦”之称。这次见到本尊，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中国该如何改革、如何使中国强大等问题。俾斯麦给出的建议是，首先一点是不能反对朝廷，改革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其次是改革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因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大多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军队的强弱对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